谁偷了我的脸？遍地开花的人脸识别，被忽视的巨大风险

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匿名性相当重要。你并不想所有举动都被毫无遗漏地永久记载下来，曝光在每一个人的面前。匿名性是现代社会运作的基础。

文 | 汤禹成

编辑 | 槐杨

运营 | 一凡

进入日常缝隙处

今年3月，劳东燕发现，小区每单元的电梯里都贴上了通知，要求业主下载一个APP，录入人脸信息，用于门禁升级。劳东燕是清华的法学教授，从去年起，她发现人脸识别被运用在越来越多的场景——分类安检的地铁口，AI换脸的手机游戏，就连法学院的自动咖啡机也有了人脸支付这一选项。

看到通知的那一刻，她意识到，这项技术，已经从高铁站、飞机场这些公共领域，进入工作地点、生活住所，试图渗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缝隙——这在后来被一步步证实。借着疫情防控和智慧小区建设的趋势，人脸识别系统很快在城市的多个小区迅速推开。2017年，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启动智慧小区建设时，早已提出这样的畅想：“您能想象未来小区没有门禁卡就能开门，停车共享车位、分时租赁，居家老人实现机器人陪护的生活吗？”

但是，崭新科技所叙述的振奋人心的故事，同样也存在被科技打破的风险。一位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博士告诉我，通过人像收集与机器学习，黑客不仅能将你的脸替换至色情视频，也可以用“对抗攻击”（Adversarial attack）技术迷惑机器学习模型，代替你进入高铁站，你工作的单位，甚至是你的家。

生物数据，包括指纹，一直存在泄露和被伪造的风险，但随着机器学习技术的发展以及人脸识别大规模应用，人脸信息变得更为敏感。理论上来说，“你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的所有照片，都可能成为被利用的生物信息”。

另一些事实证明，储存和维护数据的系统并没有那么强大。2018年7月，浙江绍兴一名叫张富的大专毕业生，利用非法购买的公民个人身份信息，将相关公民的照片制成3D头像，通过支付宝人脸识别认证。在他被查获的电脑里，警方发现了2000万条公民个人信息。2019年，18岁、初中文化的田某，通过抓取、拦截、保存银行系统下发的人脸识别身份信息数据包，在一个手机银行APP内使用虚假身份信息成功注册了账户。

劳东燕知道这项技术的隐忧。她将收集到的材料发在了一个两百多人的小区微信群中。一位关心此事的居民，又将她拉进了接近500人的小区业主群。在那里，她发的材料获得更多共鸣，许多业主表达了对风险的担忧。此前，业主们主要的不满是：“干嘛要收集房产证信息？”

▲ 杭州居民戴口罩刷脸进小区，该系统在居民戴着口罩的情况下，也可以精准识别。图 / 视觉中国

“挣扎”

3月15日，劳东燕写好详细的法律意见，指出小区的收集行为与现行法律框架相违背。一式两份，寄给物业和居委会。邮寄是她特意选择的方式——通过快递寄送，对方一旦签收，就能代表送达。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街道办主任给她打电话，邀请她一起讨论。在场的还有居委会和物业的工作人员。劳东燕察觉到，街道办的工作人员更关注法律风险。当她提醒“单方通知不代表同意，不经同意就获取，在刑法上就会界定为非法获取”，他们问，应该如何规避这样的风险。

而劳东燕最担心的是数据风险。她无法想象“物业有何动力维护和保护这个数据系统”。她问：“数据由谁保管？怎么保护？”

对方给出三种方案：存放在物业的局域网，交给便民服务中心，公安部门也可以保管。那时，已经有居民录入人脸信息，但存放方案始终未有定论。这些方案本身也反映了国内个人信息保护的现状——在使用和管理数据上，公权力和商业机构间并没有严格界限。这些加剧了劳东燕的担忧。

街道办主任试图劝服劳东燕。先用“便捷”。在他们的叙述中，因为每个单元的门禁都坏了，街道帮大家免费更新人脸门禁系统，相当于给小区居民提供福利。“你看使用多便利呀，一刷脸就行了。”劳东燕答，“刷脸省的几秒钟，对我没有多大的价值。”

在场的业委会主任则以“房价”为谈判筹码：“我们小区管理好了，房价也会跟着上去”，这句话令劳东燕印象深刻。

再是“安全”。他们先提及疫情：“附近小区有从武汉回来的人，当时邻居发现后，就不让他们进来。如果你家对门或者你单元里有从武汉回来的人，你肯定也希望能事先发现而阻止他们吧。”劳东燕答：“我不希望知道，他们有权利回自己的家。”

“这样的技术可以更好地打击违法犯罪分子”，对方继续说服。

“如果监听全国所有人的手机通信，可以发现更多犯罪分子，我们会允许监听监控所有人的手机吗？打击犯罪只是社会的一个目标，甚至不是基本目标。”

讨论到最后，街道办给出3种可替代方案，不愿录入人脸的居民，也能依靠刷门禁卡、身份证登记或使用手机APP回到自己的家。

9月23日午后，在一场主题为“小区门禁能否人脸识别”的专题研讨会上，劳东燕简单地讲述了这段经历。在场另一位嘉宾说她是“为了权利而斗争”。劳东燕笑了笑，摆手解释：“没有，我也只是稍微挣扎了一下”。

▲ 人脸识别已经进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图 / 视觉中国

“坏了的门牙”

有人试图更剧烈地“挣扎”一下。2019年4月，浙江理工大学特聘副教授郭兵，在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办了一张价值千元的年卡，凭借这张卡和指纹，郭兵和家人可以一年不限次数畅游。但10月17日，他收到一条野生动物世界发来的短信，“即日起，未注册人脸识别的用户将无法正常入园。”

郭兵以违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由，将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告上了法庭。将近1年后，他和我叙述当时的初衷：除了感到权益受到侵害，作为一个教授法律的大学老师，他更希望推动一个具有公益性质的诉讼——在个人信息失控的当下，促成相关制度的完善。

郭兵说，他办年卡时，并不知道要录指纹，交完钱去拿卡时才被要求，他知道生物信息的敏感性，出示身份证就可以证明身份，为什么还要录指纹？对方告诉他，入园处只有指纹这一种方式。孩子在哭，妻子在催，他妥协了。但打官司时，他发现动物园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中包括自己的一张照片——当时没有人告诉他这张照片的用途，他以为是贴在年卡上，但动物园的解释是“游客当时同意拍照，就视为同意园方收集面部信息用于人脸识别”。在郭兵的叙述里，面对更为强势的商业机构，个体的意愿已经在浑然不知中被扭曲和剥夺。

案子在今年6月开庭，按正常流程，法院本应在9月给出判决。但承办人告诉郭兵，法院认为属于“疑难复杂案件”，案子的审限到期前经法院院长批准又延了6个月。郭兵说，他从决定去起诉后就一直明确拒绝调解。

郭兵的诉讼案和去年10月劳东燕发表的一篇讲述人脸识别隐忧的专栏文章一起，成为引发人们关于人脸识别技术反思的“蝴蝶翅膀”。今年9月初，赵逢（化名）决定也挣扎一下。他住了7年的小区开始实行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在居委会阿姨的催促下，他在小区门口录入了人脸信息，此后，他陷入一种担忧，人脸信息是否有泄漏的风险？

他去找过居委会，居委会负责人同样以“便利”与“安全”来说服这个“大惊小怪”的年轻人。又过了几天，他在网上看到了劳东燕在那场研讨会上的分享——他意识到，“当没有完善的法律保障时，个人信息极有可能被滥用”。

他给12345投诉信箱写信，介绍前因后果，质疑合法性，继而要求删除他的人脸与个人信息。进展比预料的更顺利，在街道办的协调下，他在9月底来到物业，看着物业工作人员对着他的人脸信息按下了删除键。

“一种未知的恐惧”，赵逢说。为了更精确地解释这种感受，他举了一个例子：他曾修整过门牙，结果门牙坏了，这件事的具体风险是——假如有天吃一个苹果，牙齿可能会被磕掉。这种具体的风险是有应对方法的，磕掉了就再去做一颗，“但它会导致一种不自由的状态，就是你没办法随心所欲地吃苹果了”。

走出物业时，他松了口气。他知道他仍处在一个巨大的、关乎个人信息的系统里，但他获得了一种暂时的安全感：“我要是不挣扎，我就没有答案。我就永远要背上那个问号。”

2018年5月，欧盟实施了被称为“史上最严”条例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规定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其中包含指纹、人脸识别等)、没有保障数据安全的互联网公司，最高可罚款2000万欧元或全球营业额的4%。在美国，今年6月，IBM、亚马逊、微软公司先后发表声明称，不会向警察部门出售人脸识别服务。看上去，对这项新技术的反思与规制，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政治与商业机构，都在警惕这项新技术带来的种种忧患。而在杭州，开庭结束的当天下午，郭兵又驱车到距离法院并不很远的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检票口的工作人员不认识他，他询问指纹年卡会员的入园方式，对方的回答依然不留余地：“只能刷脸入园。”

▲ 山东某景区，工作人员正在引导游客刷脸入园。图 / 视觉中国

10月1日，我和劳东燕在清华园东南边的书店，就“人脸识别”展开了一次谈话。我们聊到技术的风险与反噬性，聊到有待完善的法律框架，也聊到身处庞大系统中的普通个体可以如何“挣扎”。她反复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人脸识别技术如若不加以规制，将会影响整个社会的走向。以下是对话内容：

人物：你是怎么关注到人脸识别技术带来的风险的？

劳东燕：由于人脸识别的底层技术在2018年有很大突破，去年下半年开始，我注意到人脸识别商业化的推广在中国“遍地开花”，连我们学院的咖啡机都通过少付1元钱而引诱人们使用人脸识别支付。到了10月底，又传出北京地铁要实行人脸识别分类安检的消息。我一直在研究“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预防风险的措施本身可能会带来新的风险。关注人脸识别时，我不仅关注机器学习、数据泄露可能导致的财产与人身威胁，还会关注相关部门运用这种技术所带来的社会风险。

人物：在人脸识别这项技术的使用和接受度上，疫情前后有不一样的感受吗？

劳东燕：去年下半年我还挺欣慰的，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整个主流舆论有所转向，一些主流媒体也开始报道“人脸识别”潜含的风险，不像以前那样漠不关心。后来疫情来临，我们需要通过人脸识别认证健康码，交出我们的轨迹，让渡我们的个人信息。为了保持正常的生活，不得不这么做。疫情对整个社会走向的影响太大了，更多人开始接受这样被监管的状态。

人物：你认为，人脸识别技术带来的风险主要有哪些？

劳东燕：从最浅的层面说，如果你的生物信息被别人获取，别人就可能用你的脸结合你的身份证信息，去登陆你的银行账户，转移账户中的钱，进入你本该进入的单位、小区，或者恶心你一下，把你的脸换到淫秽视频里。这些风险，是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最相关的。而且人脸、指纹这样的生物信息，一旦泄露，无法改变，也无法获得救济，你可能永远暴露在这样的风险下。

和指纹相比，人脸信息的风险更突出，因为它具有非接触性。如果要获取我的指纹，我是知道的，而且指纹泄露后，别人也不知道这个指纹是我的；但人脸泄露后，马上就能知道是我，其他人都可以迅速锁定我。清华新闻学院的一位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曾提到，我们每天有500次被摄像头照到的机会。其中有多少摄像头具有人脸识别的功能，或者收集提取了我们的人脸数据，我们根本不知道。

▲ 随处可见的摄像头。图 / 视觉中国

人物：为什么生物信息一旦泄露，就无法救济呢？

劳东燕：假设你的人脸信息泄露了，你想通过民法途径救济，民法讲究“谁主张，谁举证”，现在这么多地方在收集，你不知道是谁收集的，不知道是从何处泄露的，也不知道泄露或滥用的人是谁。你举证不了。

想走行政法或刑法保护的途径，也不那么容易。只有大规模的数据泄露，才可能推动公安机关启动侦查活动。但是，即便公安机关把犯罪分子抓住了，也只是把他关在监狱。你的信息泄露了就是泄露了，他已经卖给下家，下家可能又卖给另一下家，已然失控，你没办法恢复原状。

人物：所以人脸识别应用“遍地开花”的现象，本身就潜含巨大的风险？

劳东燕：我们眼下管控风险的能力，跟技术制造风险的能力相比，完全不配套，这是普遍问题。无论是法律手段还是政治手段或其他社会治理手段，进化上都是很慢的，跟不上技术的迭代以及商业化的快速推进。

眼下，好像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以推广人脸识别。其中最有动力的是科技公司，它们可以卖设备，接下来还可以收取后续维护的费用。人脸识别的推广会带动这个产业的发展。但这个产业的发展跟全社会利益相比微乎其微。一些部门也有动力，因为这样更便于维护治安，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也会更容易，但这样可能损害了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社会价值。小区物业也在推广，但它根本没有动力和财力升级系统、维护数据安全。所以“遍地开花”是最可怕的——安全问题有短板效应，互联网时代的特点是，问题不会出在安防水平最高的地方，而是出在水平最低能力最差的地方。多组织、多中心地收集信息，比单一中心的收集，风险要更大。

人物：除了刚才谈到的那些，还有什么更长远、隐蔽的风险吗？

劳东燕：一旦手机上、电脑中，还有这些遍布在各个角落的摄像头所获取的数据全被打通，人就变成透明人了。数据的拥有者，可以知道你的一切，你每天回家的路径，你开什么车，跟哪些人交往，你的购物喜好，你的网页浏览记录，你的立场，这些信息串起来后，相关部门可能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将变得不可控，甚至会影响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国外已出现商业公司通过分析个人数据来影响选举的新闻。技术可能会把社会带向一个跟我们追求的目标彻底背道而驰的方向。

人物：目前的法律足以保护我们在生物信息上的权利吗？未来，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框架，会往什么方向发展？

劳东燕：目前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仍主要建立在对传统社会的想象上，法律上将数据当作与财物一样的东西。对财物保护来讲，最重要的是占有，如果你不告而取，我就要惩罚你。但实际上，数据与财物不一样，数据具有共享性，使用时不具有排他性。在数据的问题上，不告而取地收集当然有其危害，但是即便经作为数据主体的当事方同意，接下来难道就可以随意使用他相应的个人数据吗？肯定不能。

眼下我们法学界基本达成共识，以同意机制作为核心的保护机制是有问题的。未来，法律上可能会将保护义务更多放在信息的收集者和控制者身上。信息的控制者要承担信息保护方面的任务，而个体需要对自己的数据掌握一定的控制权。比如，你同意别人收集了你的个人数据之后，接下来后续种种，他应该告诉你，接下来会怎么使用，作为提供数据的个体也应该有权提出删除。其次，在风险的分配问题上，由于数据收集者和处理者的收集和使用行为制造的风险，谁制造风险，谁就要对风险造成的结果来负责；同时，谁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谁也就应该负责其中主要的风险。

最近刚公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在落实知情-同意的机制上有了比较切实的举措，10月1日生效的新版《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对信息收集者也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这些都表明好的改变正在发生。我认为，我也希望，整个法律能够强化对个体权益的保护。至少从我的观察来看，我们刑法中对于秩序利益、安全利益的关注，远远超过对于个体权益的保护。

人物：人脸识别技术的推广者往往会用“便利”、“安全”的说法，你怎么看待这点？

劳东燕：他们所说的“便利”对我没有诱惑力。我并不觉得自己的几秒、十几秒时间如此地有价值。但在人脸识别推广中，说服大家接受时，用得最多的就是这个理由。在人脸识别这项技术的推广中，最大的受益方肯定不是民众，普通民众更可能是“冤大头”的角色。

从“安全”角度来讲也有明显的问题。为了抓几个罪犯，把所有人的生物信息都收集走，收集后的保管与使用环节又无法保证基本的安全。这样一来，我们的信息被泄露、被滥用，不就是我们的安全受到威胁了吗？“公共”不是虚的概念，公共就是指公众的安全，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公众中的一员。现在这样的做法是想获得小的安全，但其实会危及更大的安全。

▲ 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观众在展览会上体验人脸识别技术。图 / 视觉中国

人物：李彦宏说过中国人愿意“用隐私换便捷”，你认同这一点吗？

劳东燕：我不认同。我觉得，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信息披露得不充分不完整，相应风险被告知得不够，让大家误以为其中只有好处而没有风险或风险很小。你只要告知相应的风险，人们不见得就一定喜欢用隐私换安全换便利。我往两个小区群里发文章，没一个业主出面反对，反而有很多赞成的。只要如实地披露其中的风险，人们马上就会意识到，不应该用隐私换便捷，这很可能是在与魔鬼做交易。人在所接受的信息不充分不完整的情况下，可能会更注重眼前利益，那是因为你没有告诉他其中的风险所在，以及这个事情可能会往什么方向发展。

人物：是不是这种风险也有隐蔽性、滞后性，所以人们很难真切地感受、强烈地重视。

劳东燕：对，从人脸信息被买卖、泄露到发生风险往往会有一段时间。但你想，有人买你的人脸数据，如果无利可图，他怎么会买呢？再往前想几步，你的人脸信息掌握在一个想用来谋利的人手里，就等于有雷埋在那里，只是你不知道这个雷什么时候会爆炸。

人物：你在学术论坛上说，自己向小区抗议人脸识别门禁，只是“挣扎了一下”。你怎么看待这样的挣扎？

劳东燕：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挣扎一下是有用的。

在小区这样的场景中，由于物业没有内在动力去推行，如果有反对声告诉他存在的法律风险，可能就退让了。这也是在一些小区人脸识别没有继续推行下去的原因。其他场景中，挣扎可能就不管用，比如在宾馆抗争使用人脸识别，宾馆会拒绝让你居住。挣扎有时需要付出代价，也受到很多现实的制约。日常生活里，我会告诉我的孩子不要贪小便宜而使用某些技术，也会尽量避免在使用APP时录入我的人脸信息。

人物：普通人能做什么？

劳东燕：发出自己的声音，以使在舆论和社会当中形成合力。这种合力有助于抵制人脸识别技术的滥用，且可能会改变立法与相应的决策。这是我认为当下每个公民都可以做的。

做技术的人总会说技术中性，他们很少思考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也不关注社会系统如何运作。技术是在现实社会空间中运行的，影响也会波及到现实社会，怎么可能是中性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困在系统里，被控制在算法里，差别只在于程度的不同。对于科技企业决策者、官员而言，他们也是系统中的一部分，也有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技术具有不确定性和反噬效应，你如果想控制别人，别人也可能反过来控制你。所以，他们也会面临个人生物信息被泄露与滥用的风险。

我曾和产业界的人一起参会，一名科技公司的管理人员提到，公司内部讨论产品是否要推广于教育场景时，她提出了反对——在那个时刻，她既是科技领域的企业管理者，也是一位母亲。现在没有遭遇危机，不代表着永远不会。现在一些小区，对租户实行人脸识别门禁，业主则可以自由选择。很多做法的推行都会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在把少数人排除出去侵害他们的权利的同时，通过承诺保障多数人的利益，借此来争取多数人的同意，从而让侵害少数人权利的做法变得可接受。我非常反对这种做法。我们经常觉得，别人的权利被侵害了没有关系，只要不侵害自己的就可以。但你会发现，下一次你随时有可能成为少数人，到那时，你的权利被侵害，自然也没有人站出来为你说话。

人物：在现代社会，个人信息为什么会如此重要？

劳东燕：个人信息是否值得保护，不取决于这个信息是否涉及隐私，而取决于通过这个信息能否识别到你。如果可以通过某个信息或结合其他信息识别到特定的自然人，这样的信息就是法律要加以保护的。这次《民法典》也在隐私权之外，额外地规定了个人信息权利。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匿名性相当重要。你并不想所有举动都被毫无遗漏地永久记载下来，曝光在每一个人的面前。匿名性是现代社会运作的基础。不然，你可能发现，在任何地方，都可能有一只眼睛始终在盯着你。你因此丧失了自由，并且也不见得会拥有安全感。

▲ 图 / 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