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暗影：被遗忘的角落和被遗忘的人

记者/颜星悦 实习记者/甘笠男

编辑/刘汨

一名罗兴亚少年站在自家屋顶俯瞰难民营 | Anthony Kwan

5月26日，孟加拉国政府官员在采访中表示，该国罗兴亚难民营累计确诊新冠肺炎29例，约有15000人正处于隔离观察当中。在这条消息之后，几乎再没有关于罗兴亚难民营疫情的新闻报道出现。

“人们不该忘记这里”，在接受北青深一度记者采访时，正在当地援助的无国界医生组织成员透露，截至7月，仅该组织就在罗兴亚难民中确诊了20例新冠肺炎病例，其中10名是儿童。“但我们估计，实际感染人数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2017年，受缅甸国内武装冲突影响，数十万罗兴亚人逃离家园，涌入邻国孟加拉国。过往动荡经历的影响也投射到了当下：因为信息闭塞，许多罗兴亚难民将新冠肺炎与“耻辱”和“死刑”划上等号；他们还因为担心与家人分离，而不愿接受隔离治疗措施，宁愿相信巫医也不前往医疗机构。

物资短期、人员匮乏、恐慌蔓延.......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工作人员表示，在他们援助的多个地区的难民营中，都面临着和罗兴亚难民营类似的困境，是被疫情聚光灯遗忘的角落。

为了减少感染风险，医护人员正在对病患进行筛查分诊 | MSF Daniella Ritzau-Reid

宁愿相信巫医

在孟加拉国东南部的科克斯巴扎尔县，当地政府出于“安全原因”停用了罗兴亚难民营的网络服务。难民营内，除了口口相传，人们无法从新闻媒体或是专业人士那里获取更多有关疫情的信息，各种谬误也由此而来。

美国无国界医生组织执行董事艾薇儿（Avril Benoit ）说，在孟加拉的难民营里，感染新冠病毒好像成了一种耻辱，许多罗兴亚难民认为感染便意味着“死刑”，因此不愿前往定点医院。“人们已经习惯了在出现症状时首先求助于当地的巫医，医生们发现一些新冠病人在来医院之前，已经采用过巫医的药方，耽误了病情。”

无国界组织的工作人员在难民营里听到了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如果你去新冠病毒诊疗中心，他们会杀死你，杀死那个人是唯一阻止病毒传播的方法。”工作人员能明显感受到，恐惧在营地里蔓延，这种恐惧不仅针对新冠病毒，也包括治疗过程。

在考克斯巴扎县的南端，两座官方难民营库图帕朗和诺亚帕拉共居住着约86万名罗兴亚难民, 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万人，高出孟加拉本国人口近40倍。在这样拥挤的环境下，病毒、恐惧与歧视，都在迅速蔓延。

住在库图帕朗营地的穆罕默德确诊新冠肺炎后，被送往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前线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按照当地规定，新冠肺炎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可以居家隔离，但穆罕默德的家人受到难民营内部社区的压力，要求他们离开家，去往偏远的地方。

穆罕默德害怕家人遭到驱逐，家人在电话里告诉他，周围人都在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们，好像穆罕默德是因为做了坏事才被感染，一些居民甚至举着棍子包围了穆罕默德的房子，“他们威胁我的家人，不去别处隔离的话，就会烧毁我们的房子。我的家人感到又丢脸又害怕。”

穆罕默德相信，来自社区的歧视与排斥，会让许多有症状的人不敢去诊所接受检测或治疗，从而进一步加剧病毒的传播。一名在当地援助的无国界医生组织成员透露，截至7月，该组织在当地罗兴亚难民中确诊了20例新冠肺炎病例，其中10名是儿童。“但我估计，实际感染人数会比这个数字大得多。”

在缅甸动荡的数十年间，罗兴亚人卫生条件堪忧，健康水平普遍较低，因为缺乏常规疫苗的保护，他们更易感染传染病。在新冠肺炎爆发之前，无国界医生组织治疗的患者中约有30%的人有呼吸道症状，这也使他们成为新型疾病的高危人群。

在无国界医生组织援助的隔离病房内，住着100多名新冠肺炎疑似病例，由于检测不便，医生们只能通过自己的临床经验和病人的症状来进行诊治。艾薇儿解释说：“ 理想情况下，我们本该在大型难民营内拥有廉价、快速和可靠的诊断能力。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只能根据咳嗽、发烧等症状进行诊断，样本只能送到遥远的首都进行检测，并祈祷不要太迟得到结果。”

相比这些疑似病人，更让医生们担心的，仍然是那些不愿前往医院的病患。无论是当下难民营的氛围，还是过往战乱留下的伤痕，都让他们对新冠肺炎的诊治采取着逃避的态度。

穆罕默德表示，许多罗兴亚人在缅甸的战乱中遭受创伤，很多人被带走并遭受酷刑。罗兴亚人担心再与家人分离，因此不愿意接受诊断，“ 即使快要死了，人们也宁愿死在家里。”

这样的想法很有代表性。在英国卫报的报道中，难民阿布卡拉姆（Abu Kalam）与妻子和10个孩子一起住在库图帕朗营地，他们一家居住的是一座由竹子和油布建成的房子里，周围的环境拥挤不堪。疫情爆发后，营地内几乎停摆，孩子们就读的学校暂时关闭，阿布卡拉姆也失去了在茶摊帮工和拉人力车的收入。

尽管生活困苦，他们一家并不想分开。阿布卡拉姆的妻子已经出现发热的症状, 他三岁的小儿子和三个女儿也都生病了。“我很担心，但我不会告诉他们，” 卡拉姆说，“我是一家之主，我不想吓到他们。”

阿布卡拉姆坚持，他和家人一定不会去医院就诊，他担心如果确诊新冠肺炎所带来的隔离措施，“这将让我不知道家人的去处。”

难民营内的隔离病房 | MSF/Daniella Ritzau-Reid

没人愿意再来医院

无国界医生组织儿科医生费迪奥利（Ferdyoli Porcel）认为，新冠肺炎的危害不止于病毒本身，“它还可能让我们对其他一些疾病，也变得束手无策。”

在孟加拉难民营附近的亚马拉母婴医院里，25岁的罗兴亚母亲努尔·哈巴(Noor Haba)一只手将头巾紧紧地围在脸上，另一只手抚摸着躺在病床上的七岁女儿沙哈拉(Shahara)。沙哈拉患有地中海贫血症，每个月都要在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帮助下输血治疗。

护士将针头插入沙哈拉的手臂，帮她抽血化验，沙哈拉在床上哭喊、扭动，努尔轻声安慰着她。 沙哈拉的四肢很细，腹部病态地肿胀鼓起，并因营养不良持续恶化。

沙拉哈是努尔的第三个孩子，她10岁的二女儿也患有地中海贫血症，努尔·哈巴每两个月就要把两个孩子带到医院输血。努尔的丈夫在营地内做一些体力活，最近因为隔离政策，他也无法再打工，家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最近一次去医院，努尔不得不借了300塔卡（约合24元人民币），搭了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才把女儿带了过来。而在疫情爆发之前，公交车的价格只有100塔卡，“太难了，我们还有五个孩子，我不知道怎么养活他们。”努尔说。

作为沙哈拉的主治医生，费迪奥利介绍，由于近亲性行为，地中海贫血症在难民营中并不少见，据她所知，营地内至少有15个患有这种疾病的孩子。“地中海贫血症会导致血红蛋白水平下降，如果不定期输血治疗，可能会危及生命。”

戈亚马拉母婴医院没有血库，血源大多来自志愿者捐献，大多数是罗兴亚人以及住在难民营附近的孟加拉人。营地里的人互相熟悉，沙哈拉有一些亲友住在医院附近，“通常是我打电话叫他们来献血。但这个月，因为感到害怕，没有人愿意来医院。”努尔说。

疫情爆发以来，受到国界关闭、交通不便等各种因素影响，医院已经缺血多日，费迪奥利也没有把握在沙哈拉下次到来前找到血源，如果没能找到，她只能给沙哈拉暂时补充一些叶酸，这对于地中海贫血症的实际用处不大，但这是手头上仅有的药物。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无国界医生组织已经计划好，将地中海贫血患者送到附近的医疗机构进行脾切除手术，如今该计划无限期延后。

工作人员正在对新招募的工人进行防护培训 | MSF/Daniella Ritzau-Reid

被遗忘的人们

根据联合国新闻网7月30日报道，在疫情期间，因各国边界关闭、人员调动阻力大，孟加拉难民营的人道主义人员减少了80%。无国界医生组织针对该地区的工作人员，也有三分之一被阻挡在孟加拉国境外。

难民营的日常生活完全依赖各NGO组织的人道救援，人员短缺的问题日渐凸显。

无国界医生组织供水及卫生专家理查德（Richard Galpin）的一些同事已经离开当地，由于没有新人加入，他不得不一个人干着五、六个人的工作，一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不仅仅是水，医疗、食品分配、燃料分配、道路维护、房屋维护，这些领域都非常缺人，很难进行下去。”

难民营里的房子主要由竹子和塑料构成，雨季来临，修补房屋是理查德主要工作之一。难民营五十个左右家庭共用一个厕所， “与其说是厕所，实际上只是一个坑，没有冲水设施”，定期清理这些设施是理查德的另一项艰巨任务。

无国界医生组织雇用了一些罗兴亚人来帮助理查德的工作，其中有一名40岁左右的木匠让理查德叹服。因为没有锯子、斧子、电钻等常见的木工工具，理查德想要修房子却无从下手，但木匠只用一把镐头就砍下了竹子，切面整齐得仿佛是电锯锯下一般。

自1月份来到难民营，理查德一直在观察罗兴亚人每天都在忙什么，现在他有了答案，“是生存，生存本身占用了罗兴亚人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像理查德一样留守在难民营里的国际救援者仍在夜以继日工作，7月份，无国界医生刚刚尝试建立了新的隔离病房，并准备再建立两个专门的治疗中心。“我们总共提供了300张隔离床位”，但艾薇儿表示前景依然堪忧，“不管我们做多少，都不够，绝对不够。”

“这次流行病给全球各地带来了痛苦、恐惧和死亡，但这些影响并不是被均等的。“艾薇儿说，许多最脆弱的群体已经遭受了严重损失，无国界医生组织为各地难民营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救援，包括布基纳法索、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也门.......与罗兴亚人境遇相似的群体还在不断扩大。“新冠加剧了一些战乱国家医疗体系的崩溃，在叙利亚东北部，279个公共卫生中心中只有3个还在全面运作。”

“大部分国家的公民可以获得基本的医疗保障，人们对此习以为常。”但艾薇儿说，还有一些人被遗忘在了角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