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全国人大决定立法通过实施，23条立法是否加快速度？港区代表回应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这几天正在北京召开，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廖长江先生却鲜有地请假留在了香港，因为他有更急迫的事情要做。

廖长江先生同时也是香港立法会议员、建制派召集人，香港建制派议员都喜欢称他为“廖班长”。作为香港立法会《国歌法》法案委员会的主席，一场战斗就在前方。本周三，香港立法会将正式就拖延许久的《国歌法》恢复审议，最快将于下周四进行投票表决。作为召集人，廖长江先生会如何带领建制派议员打好这一仗；作为资深大律师，又如何看待全国人大近期在涉港国家安全立法方面的积极作为？真如一些西方势力所言：香港的“一国两制”地位受到损害了吗？

深圳卫视记者&直新闻驻港记者秦玥近期专访了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建制派召集人、香港立法会议员廖长江。以下是问答文字实录。

直新闻：《国歌法》即将在周三进行审议，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就国歌法的审议工作做好准备了吗？因为之前有反对派声称会包围立法会，也有不少保安之前遭起底等。

廖长江：我相信冲击立法会的行为是会发生的。其实《国歌法》本身不是一条所谓“杀伤力”很大的一条法案，也是应有之义，教市民要尊重国歌，也惩罚那些蓄意侮辱国歌的行为。不应该是一条争议性很大的法案。但就因为反对派一向持“逢中必反”这么一个态度，变成一直以来尽力去阻挠《国歌法》的通过。可以预料这个星期三，反对派一如既往会反对《国歌法》的通过。但我们建制派会全力以赴，我相信经过审议之后，无论反对派冲击与否，我们最终会通过《国歌法》的。

我想反对派包围和冲击立法会的行为是早有预谋。刚才提到《国歌法》争议性不大，他们号召的冲击力也不是那么大。但刚刚加上这次两会全国人大有一个决议，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加上反对派反对《国歌法》的通过，加在一起就可能会做一些包围、冲击的行为。但我相信我们立法会本身的保安，警方的外部保安是能够处理的，我有信心。

直新闻：立法会的反对派议员近期屡屡以各种借口、特别是针对两办就《国歌法》发声，声称是干预立法会运作，对此您怎么看？

廖长江：《国歌法》在两年半前已经纳入《基本法》的附件三了，我们有法律责任去实施。实施有两个方法，公布和本地立法，我们采取的是本地立法的方式。我是这个《国歌法》法案委员会主席，去年五月已经完成了审议，我也以法案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向内务委员会报告了，这是去年五月的事情。这项工作必须要立法完成，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个工作。

如果因为反对派某些人的“拉布”滥权等行为，而令立法会这个由《基本法》衍生的权力机关不能够履行应有的责任的话，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不单是牵涉到《基本法》的实施的问题，也会牵涉到特区政府的管治问题。国务院经两办发声，我觉得是正当其时，也是应有之义。

直新闻：您作为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大家都知道您请了假，是为了周三《国歌法》在立法会的审议工作吗？

廖长江：请假有不同的原因，我知道现在北京进行的两会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疫情之下。但香港近期发生的事比较多，我作为立法会建制派的召集人，可能留在香港对国家的工作是比较有利的，所以经过大家商议之后，这次我应该留在香港。

直新闻：5月28日人大将审议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建制派议员接下来如何配合这项工作在香港落实？

廖长江：建制派已经发了一个联合声明支持，有41位议员参与了，除了梁君彦主席和田北辰人大代表，目前他还在北京。现在全国人大授权常委会做这件事，从程序和法定步骤来看，目前只是涉及咨询特区政府和香港基本法委员会。香港立法会并没有任何的角色去参与这项立法程序，当然立法会议员之外，大家都有权发声。

在香港民间宣传和咨询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也都会去做。但你说关于参与草拟法律条文，我们作为立法会议员就没有这样的角色，但是作为人大代表的职责之一是要（向中央）反映香港人的意见，如果是参与的话，我们只有一位常委谭耀宗，我相信他会聆听各界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向常委会反映。

如果没估计错的话，人大法工委应该负责这项草拟法律条文的工作，参与的就是特区政府和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如果人大常委会开会讨论（立法工作）的时候，我相信港区人大代表是可以列席的，到时会把香港人的意见反映给中央。通常每一次常委会是有3-4位人大代表可以列席，如果是重大事件的话，通常可以列席的人大代表数目就会增加。

直新闻：一名律师被私了，您也是大律师，怎么看这种暴力行为？

廖长江：任何的暴力事件我们要谴责，我们也期望香港的执法部门能够迅速破案，第一要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第二发生了之后，要从速破案。这个是典型的犯罪，任何暴力都应该要受到谴责，要向法律交代。我都期望警方能将这些歹徒绳之以法。

直新闻：这些暴力行为冲击香港的法治。而对于像美国声称两会决定冲击了香港的高度自治，您又怎么看？

廖长江：我不觉得全国人大立法决定影响了香港的高度自治。最重要的你是不是依法进行这件事。其实这分几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我们国家一向是单一制国家，权力是从上到下的。所以国家将国家安全的立法权力分享给特区政府自行立法（基本法第23条）。中央授权特区政府自行立法，不代表中央自己的权力就不存在了。1997年《基本法》通过之后，一直都有两个机关可以就涉港国家安全立法，一个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另一个是香港立法会。但现在我们知道，23条的立法责任悬空了23年，到现在依然遥遥无期。在这个情况下，既然B做不到，就让A来做，这是无可厚非的，人大是有权力这么做的。

按照《基本法》来做的话，又怎么会影响香港的高度自治呢？香港的高度自治都是《基本法》下赋予的。如果按照了《基本法》来做的话，怎么能称之为损害高度自治以及“一国两制”呢？“一国两制” 是一个概念，真正施行是要靠《基本法》的，如果你说“一国两制”是一个灵魂，《基本法》就是它的血和肉。两个合在一起，才会形成一个整体。

这是第一个层面，人大的决定并没有违反《基本法》，而是按照《基本法》来做的。 高度自治和“一国两制”都是《基本法》的内涵，它是唯一实现港人治港与高度自治的法律框架，也都是一个法律保障。

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就是它会不会剥夺了香港对第23条的自行立法权。我认为不会。正如我刚刚所说，两个权力是共存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仍然可以就23条立法。有的人说要看看是否重叠，我的看法是如果没有重叠，那就不用说了。如果有重叠的话，那也没有剥夺特区政府的立法权，你仍然可以就着宪制责任去立法。而最终有重叠、比较过后发现用一条法律好过有两条法律的话，如果我们自行立的法律令中央政府觉得满意、足够维护国家安全的话，到时大家可以商议，将“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从附件三内拿走。所以人大决定并没有剥夺23条的立法权。

直新闻：如果全国人大决定立法通过实施，那么您觉得23条的立法反而会不会也加快速度？

廖长江：如果是想自行立法的话，当然就会有压力要尽快去做的。最主要的做法是不能允许这几年发生的“港独”、香港民族党诸如此类的事发生，还有一连串的黑色暴力事件、颜色革命、恐怖主义等，如果你看中央政府的决议，它都是针对以上这几个方面、就是针对这几年香港发生的事来制定的。 所以这个决议是要堵塞国家安全漏洞，而且维护国家安全不光光是香港700万人口的事，而是关乎14亿中国人民包括香港市民的事情。所以如果长期有个漏洞的话，国家是不能容许的。现在正正国家就是就按照堵塞国安漏洞、针对近期事件来进行立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