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 郑和死，红蕃出，大航海时代的大明之三：大明开国第一战

有意思的是，大航海时代的中国大明王朝和西欧葡萄牙人，正处在两位在位时间近似的君主的统治下。曼努埃尔一世的绰号是“幸运儿”(o Venturoso)，这个绰号的来历很简单，因为曼努埃尔是由于意外才当上的国王，而且刚一登基就迎来了葡萄牙东方贸易帝国的全面兴盛，这个局面完全是来自于其前任若昂二世的努力，他自己可以说是坐享其成了。曼努埃尔出生于1469年5月31日，1495年继承葡萄牙王位，1521年12月13日逝世，终年52岁。

图1. 位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航海先驱塑像，手捧帆船的领先者是亨利王子

无独有偶，大明王朝的第十位皇帝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也在1521年3月驾崩。朱厚照出生于1491年，也就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前一年，1505年，年仅14岁的朱厚照继承了明孝宗朱佑樘的皇位，又是一位少年皇帝。等到曼努埃尔一世的特使佩雷斯（Pirez）于1520年抵达南京见到朱厚照时，他的年纪也不过29岁，正应该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

图2. 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婚礼

佩雷斯在其中文翻译火者亚三的帮助下，试图向朱厚照申请获得在大明国土上的逗留权和贸易权，正如前文所述，朱厚照一开始并未表态，而是将葡萄牙人一行带往北京，试图进一步交流。明代文献借用阿拉伯人对欧洲人的称谓“法兰西斯克”，称葡萄牙为“佛郎机”。又因为葡萄牙船队以满剌加（1511年被葡人攻占）为据点，大明一度认为此“佛郎机”国“近满剌加”。

图3. 大明第十位皇帝朱厚照，在位时间16年，31岁崩，如果他在位，葡人兴许还有点机会

可惜的是，对与葡萄牙人开展交往颇有兴趣的朱厚照在仅仅数月后就驾崩了，葡萄牙人试图介入当时中外之间的“朝贡式贸易”，分薄原有的贸易蛋糕之举立即得到了从大明王廷到“友好番邦”的一致抵触，各方都欲驱之而后快！

图4. 大明第十一位皇帝朱厚熜，一看就知道也是“厚”字辈，嘉靖晚期的严嵩、徐阶的故事更为人熟知

1521年3月，15岁的朱厚熜继位为嘉靖皇帝（明世宗），皇太后出来清理先朝乱政，御史丘道隆上奏，以大明敕封之国“满剌加”被“佛郎机国”吞并并“邀求封贡”为由，要求处置。嘉靖皇帝年纪虽小，却是一个非常信奉传统礼教的皇帝。在满朝愤怒大臣的怂恿下，嘉靖下令驱逐葡萄牙人，禁止他们来华贸易，并要求葡人退出满剌加（马六甲）。火者亚三被以“冒充使节”罪名处死，佩雷斯等人也被逐出北京城，送至广东关押。

战争随之而来！

中国史料记载，嘉靖命令广东"敕镇巡等官亟逐之，毋令入境"。此时，明廷派驻广东的最高军事长官为张嵿，"世宗即位，命以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佛郎机国人别都卢剽劫满剌加诸国，复率其属疎世利等拥五舟破巴西国，遂入寇新会。嵿遣将出海擒之，获其二舟，贼乃遁"。

图5. 描绘东西方第一次大海战：第乌海战的彩绘，左侧三角帆是印度阿拉伯联军，右侧是西式海船但悬挂海盗旗

由于年代久远，中葡双方史料对人名、时间的记载又有明显差异，寻求历史真相就成了一件颇为困难的事情，以下的记述和考证虽然比对了多方资料，但仍可能存在错漏，敬请各位读者自行分辨，并欢迎来公众号“燃烧的岛群”（ID：bikunet）讨论。

中国史料提及的右都御史就是时年56岁的海道副使汪鋐，当时葡萄牙人驻马六甲舰队司令是麦罗·哥丁霍（Martim Affonsio de Mello Coutinho），《明世宗实录》和《明史》中将其名记录为“末儿丁·甫恩·多灭儿”，按照现代译法也可以称为马蒂姆·阿方索·梅洛·戈丁霍。

图6. 葡萄牙大帆船具备很高的艏艉楼，可抗风浪，较低的中部船体又便于装载货物，多层软帆便于吃风

哥丁霍的手下有两名大将迪奥戈·多·灭儿（Diogo de Mello，也可译为迪耶哥·梅洛）及别都卢·奥门（Pedro Homen，也可译为佩德罗·赫尔曼），“佛郎机国人别都卢”指的应该就是这个佩德罗·赫尔曼。另外一名属下“疎世利”则存在争议，因为葡方并无记载此人，只有别都卢的座舰“Syseiro”（现代译法是“西塞罗”）与其音近。这个谜团可能需要更多资料的佐证才可能揭开了。

前文曾叙述，早在1514年，第一位登上中华大地的葡萄牙人是阿尔瓦雷斯（Alvares），中方资料记载为“奥维士”（也译为欧维士、区华利），葡萄牙史料记载，阿尔瓦雷斯1513年5月从马六甲出发，搭乘中国沙船来到广州，但被地方官拒绝入境。但关于他的登陆地点，一直存有争议。

图7. 中国式帆船通常为三座桅杆，使用单层硬帆，虽操作便捷，但抗浪性和吃风效率不及西式帆船，个头也小

澳门人认为阿尔瓦雷斯的首登陆点在澳门妈祖庙前方，是澳门开埠第一人，并在澳门南端为他立了雕像，也有人认为他是在香港的屯门登陆，当时立有石柱以资纪念，现不存。无论如何，葡萄牙人的到来标志着欧洲人将驾驶着自己的海船第一次抵达东亚大国的海岸。之前数千年的海上交往也有欧洲人来到中国，但是显然他们只能搭乘阿拉伯人或中国的海船作为乘客前来。

从这一刻往后，欧洲人不但将驾驶自己巨大的西式帆船（关于西式帆船的演进发展，详见中国为何错过大航海时代之四：御风疾行的远海巨兽炼成记），还将带着枪炮前来，简单的说，这是对东亚海域传统势力的重新洗牌。就在几年前的1509年2月，葡萄牙人刚刚在印度次大陆西海岸击败了印度和阿拉伯人的海上联军，夺取了印度洋的制海权，那次海战被称作“第乌海战”。

图8. 荷兰殖民者在菲律宾的海港，除了中央的西式大帆船外，还可见中国式硬帆船和菲律宾特色“螃蟹船”

大约在1518年，又有几艘葡萄牙人的帆船来到了香港屯门岛（一说今香港青山），开始兴建西式房屋，构筑西式炮台，俨然一副建立欧洲人殖民地之势。这个资料来源于瑞典史学家龙斯泰所著《早期澳门史》，说“1518年，西蒙率领一艘大船和三艘中国式帆船到达该港（指澳门港）”。

这个西蒙是曾在1517年运载葡萄牙特使佩雷斯来广州的船队司令费尔南·安德烈的弟弟西蒙·安德烈（Simao de Andrade），一般认为他在1519年8月率领四艘西式大帆船（数量对得上，船型有差异）来到广东沿海。西蒙企图直驶广州，遭到大明水师的拦截而退回了屯门。

在没有经过允许的情况下，西蒙指挥葡萄牙人开始修筑工事，建造炮台、堡垒和哨所，赶走中国商人，还掳掠了不少船员。

图9. 早期欧洲棱堡，具有占地面积小，射界开阔，易守难攻的优点，由于守兵少而精，消耗也少，可长期坚持

《早期澳门史》中记载到：“西芒（即西蒙）的性格是贪婪、偏执和专横的。这种性格使他乐于支持强盗、绑架者和各类邪恶行为。他建造了一座堡垒，完工时僭称对该地拥有主权。他擅自判处一名水手死刑，并付诸执行。这一公开的敌意行动，及拒绝撤离该岛，使他恶贯满盈。一队中国士兵围攻这座堡垒。如果不是一次对他极为有利的风暴非常及时地飚起，西芒将会死于饥饿。他利用这个时机，带着三艘船逃跑了（1521年）。”

有学者考证认为，文中所称的该岛“屯门岛”，也可能就是今香港地区的大屿山岛。

图10. 另外一个在欧洲发育完整的棱堡图片，这个几乎对称的棱堡已具备许多居民区

葡萄牙人对西蒙这种做法的托辞是为了防御中国沿海频繁出没的海盗，不得不建立小规模的防御工事，但这些明显“侵犯主权”的行为自然引起了大明王朝中央的强烈反弹，几艘带有葡萄牙人的暹罗（泰国）商船也曾被明朝地方官拒之门外，双方对于贸易开关的理解冲突日益激化。

出于担心自己的行为遭到严惩，1520年9月，西蒙携大批掠夺品和准备贩卖的中国儿童离开了屯门。实际上，关于西蒙的结局有多种说法，中国史料宣称将其俘虏处死，但葡方记载其人于1521年返回了马六甲，并由迪耶哥·卡尔佛（Diogo Calvo）率领两艘帆船返回屯门担任葡萄牙人首领。

图11. 欧洲人描绘的明朝人形象，右侧是郑成功手下著名的“铁人军”，意思是重甲部队

在大明朝廷驱逐葡萄牙人的命令下达后，广州当地的大明水师首先突袭了搭载着葡萄牙人的南洋船只，不仅将船上的葡人抓捕杀害，还击毙了不少南洋商人，船上的货物被本地官员中饱私囊。

1521年8月，驱逐屯门葡萄牙人的任务落到了时年56岁的广东按察使、海道副使汪鋐身上。这位被调往地方的京官虽没有军事履历，但尽心尽力的开展了准备工作。他一面集中了实力不足的当地水师，又从附近的乡里招募乡勇和民船进行补充。

图12. 中国式帆船彩绘图，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极其发达，明朝七下西洋后反而转向闭关锁国，海外贸易易手

由于明朝长期奉行海岸线专守的海防策略，所以水师主要来自沿海的海防要塞“水寨”，缺乏大规模海战的经验。汪鋐虽然凑出了50艘战船，但良莠不齐，也缺乏必要的训练，只有依靠自己的数量优势来压倒敌人。好在屯门岛上的葡萄牙兵力更加薄弱。他们总共只有3艘不大的船，还都是从南洋地区购买的中国式帆船。

图13. 中国式帆船，单层多桅硬帆是其最大特点

由于葡萄牙本土人口不多，海军需要在整个广袤的印度洋沿岸和南洋地区经营殖民据点（根据1494年臭名昭著的那条教皇分界线的划分），能派往中国的人数和船只都非常稀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葡萄牙人只好在马六甲和印度等地建造适合近海航行的桨帆船，并且雇佣东南亚和印度的土著作为划桨手。又或者直接从南洋当地购买中国式帆船使用，雇佣南洋本地人甚至华人作为船员。这样一来，每艘船上真正负责作战和指挥的葡萄牙人往往只在数人到十几人不等。

图14. 1494年由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确定的子午分界线，规定了两颗牙各自的地盘，东亚显然属于葡萄牙

此时，葡萄牙人占据屯门岛至少已有三年多（一说七年，可能是从阿尔瓦雷斯登陆之时算起）。1521年的4、5月间，屯门葡萄牙人的新任指挥官迪耶哥·卡尔佛试图在屯门和广州之间进行贸易。汪鋐采取先礼后兵之策，先是对葡萄牙人宣诏，令其尽快离去，未果后即率领50艘大明战船，对屯门发动了军事驱逐。

一般认为，当年4月正德帝朱厚照死，3月“驱逐葡人”的命令就到达了广州，地方官即刻将逗留在广州城内的瓦斯科·科尔沃（Vosco Colvo）等一行葡人拘捕。迪耶哥的两条增援的帆船大约在3月间也抵达了屯门。5月，大明水师开始围困屯门的葡萄牙船队。6月27日，杜瓦尔特·科尔奥（Duarte Coelho，也有译为杜阿特·库尔胡）率领两艘中国式帆船抵达屯门增援，使得葡萄牙人的船数达到了5艘，后又有雷戈（Ambrocio de Rego）率两艘船从马六甲前来屯门增援。

图15. 本作反应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一艘中国式帆船被英舰击中爆炸的悲惨场景

这些由葡萄牙人指挥、南洋土著操作的中国式帆船，就成为了近代第一次中西方海战中的西方海军战舰。与很多人想象的西式大帆船与传统中国船舶较量的场面不同，第一次的中西方交战还是发生在中国式帆船之间。

图16. 葡萄牙人带来的理念先进的后装可快速替换弹药的“佛郎机”火炮

但在此时，葡萄牙人装备着性能远比明朝火器先进的弗朗机火炮与火绳枪，尤其前者是可快速替换弹药的后装火炮，在射程和威力上均胜于明军火器一筹。可以认为，此战才是东西方火器技术出现显著差异后的第一次交手。

图17. 1532年西班牙人皮萨罗征服印加帝国的场景描绘，可见西班牙人着欧洲式板甲，骑高头大马的形象

关于双方的武器差异，我们可以从同时代发生的若干次战争来窥见一斑。1532年，征服印加王国的西班牙人皮萨罗装备有全套铁甲，手持长剑和火绳枪，正处在冷热兵器同时装备的阶段。由于印加人仍处在奴隶社会阶段，连金属兵器和驯化的马都没有，被皮萨罗连哄带吓“斩了首”，击毙末代印加王阿塔瓦尔帕而最终灭亡。这个故事详见致敬丁丁历险记的经典，揭秘太阳的囚徒印加王国。

图18. 明朝火器图，注意下方的两种火铳要到葡萄牙人入侵后才仿制成功

大明方面此时的记载比较含糊，一般认为只有早期较为原始的火器，如三眼火铳和前膛装填的火炮，射程近威力小，三眼铳实际射程只有十几米，本质上还是一种近战武器，即在逼近敌人时先点燃三眼铳，以密布的铁砂实施面打击，然后将其当作狼牙棒或带柄铁锤使用。后世更为人熟悉的鸟枪要在与葡萄牙人的战斗之后才仿制成功。关于近代火器的发展，详见公号搜索“火器时代”。

图19. 明军使用三眼铳的标准动作，右手夹持，左手控方向，右手用火绳点燃，射击距离很近

另一方面，经历了漫长的航行来到亚洲的葡萄牙人拥有多年的海上作战经验，操船和火器操作都相当熟练。而实施海禁已近百年的明朝水师则缺乏历练，经常对沿海的海盗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懒得去管。战斗力显然无法同葡人相提并论。

图20. 1520-1540年征服印加的西班牙士兵，可见长剑、盾牌、板甲和棉甲混搭，火绳枪也是欧洲士兵的标配

明朝水师依靠数量优势围困屯门岛后发起了进攻，但却始终无法攻克，几次进攻下来损失惨重。汪鋐只得先将屯门围困起来，并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包括私下接触为葡萄牙人工作的华人，了解葡萄牙人的具体数量和武器情况。同时准备了大量火船，用以弥补自身战船远射火力不足的毛病。

在40天的围困后，明军发起了总攻。史料记载，汪鋐使用了火攻法，将填有膏油草料的船只点燃趁风吹去。同时派出水性好的兵士潜入水下，将未起火的葡萄牙人的大船凿穿，最后指挥军士跳帮厮杀。

图21. 纪念馆中的屯门海战场景图

由于屯门岛上人烟稀少，物资匮乏，岛上的葡萄牙守军自然也是补给匮乏，弹药告急。在明军最后一次总攻开始后，葡萄牙人损失了一艘帆船，于是决定将剩余船上的葡人集合在剩下的三艘船上，拼死突围出去，于1521年9月7日（一说9月2日）启航南逃。最后，他们利用风暴，突破了明朝水师的封锁，逃回了马六甲。

图22. 1571年勒班托大海战场景图，基督教舰队常见装备与50年前差不多

这就是中葡之间发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史称“屯门之役”，意为收复屯门之战。葡萄牙人被俘达110人，仅三船逃走。

由于没有能够围歼葡萄牙人，明朝地方官火冒三丈。碰巧押解到广州的佩雷斯等人就成了发泄对象。他们被分别关押后，接受了明朝地方官长时间的审问，在不得要领后被继续囚禁。一些人遭受到了明朝监狱方的酷刑虐待，先后毙命。

图23. 从葡萄牙传入的弗朗机，即子母炮

唯有佩雷斯待遇稍稍好于其他人，他带来进献给皇帝的礼物也被地方官们侵吞。一直到这个时候，依然有零散的葡萄牙人搭乘泰国人的船抵达广州进行贸易。于是腐败无比的明朝地方官员再次组织人手突袭了这些商船，在就地完成分赃后，那些被抓葡人连同船上的泰国人也都遭了明朝地方守军的毒手。

明朝虽然在屯门海战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却赢的并不轻松。虽然在屯门的葡萄牙人并没有数量足够的武器和军队，使用的船只也都是在东亚临时购买的。但依靠先进武器优势与战争经验丰富，依然给明朝军队以不小的心理打击。

图24. 西草湾之战中的明军主力战舰尖尾广式兵船

今天很多人在将此战简单定性为中国对近代西方殖民者的第一次胜利，并且夸大交战双方的武器技术差距，而此次战役背后真正值得思考的诸多文化与制度因素，却被后来的研究者们所忽视了。

表面上看，中西方文化冲突似乎是这次战役爆发的最大导火索。例如，佩雷斯在北京向明武宗朱厚照敬献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国书后就发现，明朝官员的翻译版本篡改得面目全非。当大使质问儒学官员时，后者的回答简单明了：这是天朝的礼数。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希望在下一节里完成讨论。

图25. 早期的澳门城地图，可见位于海岬的西式军事堡垒

屯门海战的失败并没有让葡萄牙人放弃对中国贸易权及市场的追求。1523年，一支由5艘桨帆船和1艘中国式帆船组成的葡萄牙船队在末儿丁（马丁姆·梅洛·哥丁霍）的亲自指挥下又来到了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