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安倍令所有人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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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安倍令所有人大吃一惊

文丨胡俊凯 瞭望智库驻东京研究员

来源:瞭望智库

11月20日,安倍晋三正式打破尘封106年的纪录,成为日本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2887天)。与2012年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时安倍晋三对石破茂的惊险逆转胜,和同年12月26日安倍第二次成为首相时舆论对其前途多舛的预测,形成了颇有意味的对照。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地区发生的里氏9级特大地震并引发巨大海啸和福岛核电站泄露事件,在政坛的反应,便是终止了永田町走马灯似的换首相游戏。

此前,从1987年登台的竹下登算起,24年间日本共有17人出任首相。

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当选自民党总裁及首相后,其政权迄今已运转了七年。按自民党总裁任期看,理论上他的首相任期可到2021年9月底,那时执政天数将达3567日。

是什么原因使这位当初观察家们并不看好的豪门公子成为日本战后最有权势、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一时间众说纷纭。

不过,从近三十年日本社会及政经形势的变化轨迹,撇去各种密闻、传说和小道消息的浮沫,或可看出一些端倪。

注:岸信介系安倍晋三外祖父,佐藤荣作系安倍晋三叔外祖父 。

1

泡沫破灭,日本进入大转折时期

有人说日本高层政治其实是几大家族的游戏。这话有一定道理,家族背景与心术权谋的确是日本政治的标配。不过不能忽略的是,任何政治游戏如果离开了时代背景和选民需求,也是难以玩得持久的。

上世纪90年代以降,几乎与世界同步,日本也进入了一个大转折时期。

这一转折起因于其国内一系列经济社会神话的破灭,少子老龄化的不期而至,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多极化和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席卷世界,以及在此过程中一批新兴国家的崛起。

承载重现高速增长荣光梦想的泡沫经济在1990年骤然破灭。日经平均指数从1989年末历史最高的38915点,跌至2009年3月的最低值7054点。企业倒闭、个人破产、著名大银行关张,经济不景气很快与人口减少、老龄化问题汇合,并形成相互影响,致使地方城乡一片萧条。

1995年前约40年间,日本没发生过特大地震。这期间恰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和核电发展起步时期,因此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的发生,尤其是其对经济活动的阻断,以及随后进入大地震活跃期的态势,不仅唤醒了日本人对大地震的恐怖记忆,而且对社会心理产生了极大的震撼。

(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资料图)

同时,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加上少子化、高龄化等人口结构变化,使曾经为人称道的社会保障体制倍受入不敷出的困扰。人们收入水平降低,生活质量下降。社会上恶性事件频频发生,如地铁沙林毒气事件、药害艾滋事件被揭发、O157大肠杆菌流行等,都使社会陷入恐慌,“安全大国”神话一时荡然无存。

经济社会层面的混乱状况在政坛产生的“应激反应”令人始料不及。政坛延续38年之久的“55体制”(注:55体制是指日本自1955年出现的一种政治格局,即长期维持自民党为执政党、社会党为最大在野党的稳定两党政治状态。一般认为该体制结束于1993年自民党第一次下野。)随着1993年自民党下野而崩溃(这个老牌政党于2009年再尝下野败绩)。传统各党都在重新审视、调整自己的政治主张。“55体制”另一个主角社会党(1996年改名社会民主党)1994年一度以联合自民党、先驱新党的方式上台执政,算是抛掉了“万年老二”的帽子,却因大幅修改党的主张而遭选民抛弃,从此一蹶不振,在政坛被边缘化。

政坛各种政治势力分化组合,演绎了一幕幕政坛活剧。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密室政治日渐式微,明星政治崛起,口号式政策主张颇为流行,反映了一种病急乱投医的社会心理。

2

两大标志性事件直接冲击日本政坛

如果说日本经济社会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了一个大转折时期,那么,2011年两件影响深远的标志性事件,为此提供了印证。

2011年1月20日,《日本经济新闻》记者高桥哲史自北京发回报道说,“日本保持了42年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已被中国超出”。

自1968年日本经济规模超过西德成为世界第二以后,日本人已习惯了“东亚雁阵领头雁”“先生”等称号及其带来的骄傲。在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中,日本的“援助”和“先生”作用不可低估。

“突然”之间,领头雁落在了后头,“先生”被“学生”超过。这种国家间的沉浮起伏给日本知识界和政界带来了强烈的心理震撼和各种不适应、不自在、不自信。

在日华人评论家莫邦富2015年在《日本是大国,还是小国?》中说:“近年来讨论日本是大国还是小国这个敏感话题的人在急剧增多,我以为这是日本人开始对自己不自信的一种表现。”正是这种不适应、不自在、不自信,将日本导入了一个内外政策大调整时期。

如果说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席位的让出,还只是在知识界和政界引发了激荡的话,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则让全体日本人经历了一次对巨大惨痛的集体体验。时任首相菅直人称之为“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面临的最大危机”。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地区发生里氏9.0级特大地震,并引发巨大海啸,以及震惊全球的福岛核电站事故。

(“311”日本地震引发巨大海啸资料图)

据2019年3月11日日本警察厅的汇总数据,在这场巨大灾难中,以岩手、宫城、福岛三县为中心的广大区域,死亡人数达15897人,失踪者2533人。由于海啸和核事故影响,仍有约5.2万人疏散在外。

通过电视播放的广告和口号是反映世态的镜子。在灾区复兴过程中,以日本齐心协力共赴国难为基调,出现了许多“相信日本力量”“日本强大”“现在我们能做”等鼓动人心的广告和口号。

东北学院大学文学部综合人文学科教授原口尚彰在《东日本大地震与社会意识的改观:人类学的考察》中写道:“战后日本社会仍然具有不重视个人思想信条自由的国粹主义体质,标准的日本人平常不会高唱国粹主义、爱国心,但其内心深处潜藏着民族主义情结。就这次震灾而言,‘日本人必须团结一致应对国难’的口号被人们所接受,就具有唤醒沉睡在人们内心深处民族主义国民感情的效果。”

这两大标志性事件一内一外,发生于同一时段,给日本人思想层面带来的深刻影响不可低估,其所产生的思想地壳变动,直接对日本政坛形成冲击,对日本领导层应对国内外形势剧变的决策水平和执政能力形成了挑战,并导致了民主党菅直人政府的下台,为安倍的东山再起埋下了伏笔。

3

东山再起的安倍政权何以长寿?

2018年,到安倍第二次执政第六个年头时,人们开始分析其政权长寿的原因。综合日本媒体的报道,大体有以下几种。

集权说。

与第一次上台时的政治菜鸟相比,2012年第二次上台的安倍晋三经历了挫折、背叛后,已经老练成熟了许多。借力打力、顺势操作,使他成为日本历史上权力最为集中的首相。

政策研究大学教授竹中治坚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政治改革,使首相权力得到强化。1994年日本改革选举制度,将中选举区制度改为小选举区和比例代表制。同时引入了政党补助金制度。这些改革使党派的候选人公认权和政治资金分配权从派阀手中归于党派管理层手上,而站在管理层顶端的正是首相。

2001年日本对中央政府部门进行改组,强化了首相在制定政策方面的权限,充实完善了辅佐部门。首相获得了自行制定政策的权限,拟定政策方案被划归内阁官房。同时,新设了辅助首相制定政策的内阁府和内阁府担当大臣。

改革前,拥有制定政策权限的基本上都是大臣。在法律上,几乎没有任何领域是首相可以制定政策的,首相仅仅拥有调整政策的权限,以及政策确定后的指挥权限。改革后,首相可以利用内阁官房和内阁府主导政策的形成。

从1994年到现在的25年间,日本出了13个首相,其中对上述政治改革成果运用得最到位,并且不断强化首相权限的,当属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以后)。

2013年11月安倍内阁通过了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同年12月和2014年1月,分别设立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安全保障局——首相在制定安全保障政策方面的权限得到了强化。

2014年4月,通过了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法案,5月新设了内阁人事局——首相对各部门高层人事安排和组织结构的影响力再次得到加强。

股市说。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17年底,安倍和他的盟友、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聊到股价时,曾干劲十足地表示:“希望股价增至(政权上台时的)三倍以上。”

2012年12月26日安倍第二次上台时,日经指数为10230点,到2019年11月8日已上涨至23391点,增至约2.30倍。3倍以上就是3万点以上,这不由得不让股民们对其充满期待。

纵观日本历届长期政权,有一个共同点即经济稳定、股价上涨。池田勇人是二战后借助经济增长实现长期执政的先驱,据称他每天都会关注股价。

佐藤荣作、中曾根康弘和小泉纯一郎在任期间,股价和实际GDP均比上台时有所增长。佐藤荣作执政时,日经指数上涨至3.07倍。中曾根执政时上涨至2.88倍。桥本龙太郎内阁首次将日经指数显示板搬进首相官邸。小渊惠三为了推动股价突破2万日元大关而采取了各种措施。

最近几年,日本散户入市数量又开始大量增加,其热度在引起经济学者担心泡沫重演的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股市增长对安倍政权的支撑作用。

平衡说。

安倍第一次执政时被称为“朋友内阁”,反映了他政治上的不成熟。到第二次执政时,安倍对政权的运营则要娴熟得多。

他以菅义伟(无派阀、安倍坚定拥护者)、麻生太郎(麻生派)等几位政治盟友为执政团队的核心,长期卡住要职。以二阶俊博(二阶派)、岸田文雄(岸田派)、河野太郎(麻生派)、茂木敏充(竹下派)、加藤胜信(竹下派)、甘利明(麻生派)、下村博文(细田派)等人在党内和内阁长期任职,以维持党内平衡来实现政权稳定。

《日本经济新闻》曾比较安倍晋三与小泉纯一郎两个长期政权的异同,称小泉的的政权运营做法为“独狼型”——即自己在党内缺乏政治基础情况下,把反对改革的自民党议员称为“反对势力”,将舆论引导到自己一方。而安倍则是“盟友支持型”,在阁僚和党高官等的人事安排上努力维护党内平衡。

对手说。

1993年日本在野八党联合,将连续执政38年的自民党拉下台,2009年民主党再次终结自民党政权,都曾掀起民众对新政治势力革故鼎新的期待。

但这些“新政治势力”与自民党相比基本属于换汤不换药,有的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有的虽有主张却与现实相去太远,有的密室政治依旧,加上政治投机者众多,对重大国政课题拿不出具体办法,尤其是在“311”大地震、福岛核事故等重大危机发生时惊慌失措,因此很快失去选民支持,有的党派甚至泡沫化、边缘化。

选民因在野党靠不住而不得已支持自民党的不在少数。

2017年自民党再次在众议院选举获胜后,连安倍自己都感叹“没想到能这样大获全胜”。

日本媒体评论道:“支持率较低的在野党在帮助安倍获得支持”、“自民党一党独大,皆因在野党一盘散沙,没有杰出人物”。

4

第一次的“失败”换来第二次的“成功”

人们从不同角度对安倍长期政权成因所作的分析,当然各有道理,但是,在转折时期,对民众所关注诸多课题的应对,即一届政府对国家政策的运用,应当列为首位。

安倍在2006-2007年的第一次执政仅维持了366天。

观察家普遍认为他有雄心而缺乏执政经验,懂人情却为人情所陷——他的政府被人们称为“朋友内阁”,这些朋友既办不了实事,还接二连三地出事,生生把他给拖下泥沼。

但是,这也使他得到了一次政治生涯难得的磨炼。可以说,如果没有第一任的“失败”,就换不来他第二任的“成功”。

他把首访国家定为中国和韩国而不是美国,以修复小泉执政时遭到损害的日中、日韩关系,反映了日本战后出生的一代政治家务实的一面。

从小深受外祖父岸信介、叔外祖父佐藤荣作影响的他,以“摆脱战后国际秩序”为旗帜,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如制定《国民投票法》,修改《教育基本法》,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加快推进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和启动日本版NSC(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工作等,体现了其政治上右倾保守主义色彩。

他继承了前几届政府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但将其变成一个相互协调的机构,而为自己的核心政策“一亿总活跃”和“工作方式改革”等单独设置会议并亲任主席,体现了由首相官邸主导宏观经济和改革的意愿,上台伊始便迫不及待地推出多项施政目标。

竹中治坚指出,其试图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同时解决结构改革、贫富差距对策、教育再生、安保政策、修宪程序等众多政策课题,反而使民众没法充分理解他是在追求什么目标。加上其政策、计划存在课题列举充分、应对措施不足的特点,招致了舆论的批评。

第二次执政后,安倍政府在政策问题上作了明显改进。

一是不断推出新目标新政策。分阶段限定重点政策数量,致力于向民众展示政府正在追求实现什么目标。

在执政第一阶段,即2013-2015三年间,安倍针对经济长期萎糜不振、通缩严重的状况,集中实施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即大胆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促进投资的增长战略;推出与“三支箭”相关的促进妇女就业、电力自由化改革、法人税减税、企业治理改革等政策措施。

2015年9月,再次当选自民党总裁、执政进入第二阶段后,安倍提出实现“一亿总活跃”社会的目标和“新三支箭”计划,即孕育希望的强大经济,构筑梦想的育儿支援,令人安心的社会保障;还推出地方创生战略、人才培养改革、工作方式改革等重要政策和改革措施。

2018年9月第三次安倍当选自民党总裁,执政进入第三阶段。针对这几年重大自然灾害频发和老龄化加剧态势下,人们对安全和生活保障的担忧,和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安倍政府2018、2019连续两年发表基调相同的《基本方针》,重点推出以减灾防灾为目标的国土强韧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政策;在经济上提出要实现战后GDP最高值600万亿日元的目标;对外则提出由价值观战略、印太战略、对战后日本外交进行总结等构成的外交政策。

分阶段、有层次、有针对地推出国家政策,不断改变目标,使民众看得清楚,消化得了,容易认同,还有新鲜感。从这一角度,说安倍第二次执政团队在政策操纵方面具有大师水平是不为过的。

二是“政策收割机”。在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推出的政策中,不少似曾相识,或者有的是日本历届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做的事,被冠了个新名字而已,有些则是将民间许多尝试集纳起来,再形成政策予以推广。

以地方创生战略为例。这是安倍政府于2014年推出的一项重要政策,旨在纠正“东京一极集中”(全国人口向东京大城市群集中)、阻止地方人口减少、提高日本整体活力。

实际上,日本从1962推出了第一个全国综合开发计划起,就开始了缩小地区收入差距、搞活地方经济的努力,历届政府都在做同样的工作,只不过强调的侧重点不一样而已。各地民间人士和机构也做了大量地方振兴的尝试,如“一村一品”运动、“里山资本主义”、“地方峰会”活动等。这些来自民间的好做法,大量被吸纳进地方创生战略中,上升为国策。

“里山资本主义”的倡导者、日本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藻谷浩介就曾抱怨,安倍政府吸纳了“里山资本主义”理念并融进了相关政策,但高层并不承认,所以有关政策中没使用“里山资本主义”这个词,事实上地方自治体和地方企业、民众却非常支持。

这种事例不少。所以地方上有许多人称安倍政府为“政策收割机”,亦不为妄言。

5

“政策大师”还是“虚张声势”?

之所以称安倍第二次执政团队为“政策大师”,一个原因在于其对政策的娴熟操弄。很多时候政策不过是选举政治的衍生品。对于民众而言,有的政策雷声大雨点小,口惠而实不至;有的虚无飘渺,空泛无物。

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用“虚张声势”形容安倍第二次执政的外交政策,说他上台伊始提出外交宣言要“摆脱战后国际体制”,开展“俯瞰地球仪”的自主外交,结果遭到美国警惕和冷遇,于是赶紧180度转弯,肉麻地称“对日本来说,与美国的邂逅,就是与民主主义的遭遇”,重新站回美国伞下。

六年来安倍与普京进行了25次会谈,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与朝鲜的“绑架问题”全无进展;与韩国的关系已恶化到无法修复的程度……不仅外交“虚张声势”,国内政策也多为“遗憾”,如“三支箭”箭箭落靶(名义增长率目标为3%,通胀率目标为两年达到2%),劳动方式改革完全偏离了要点等。

大前研一用的“虚张声势”这个词虽然尖刻却还准确。再以地方创生为例,堪称安倍第二次执政的招牌政策,但主张“小政府”的安倍内阁并未拿出比前面政府更多的真金白银和更多的办法来做这件事。

2012年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复出的安倍晋三在第一轮投票中,地方票只得了87票,大大低于竞争对手石破茂的165票。虽然安倍在第二轮投票中逆转获胜,但“地方”二字给了安倍极大的教训,也成为他第二次执政后高擎地方创生大旗的根本原因。

一位日本农业问题专家说,近些年日本中央政府部门制定实施了不少搞活地方的政策,但现实状况是全国几乎所有市町村的自立性都在下降,而依靠国家补助的基层自治体却在增加。除了由于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大趋势没法逆转外,主要还是执政者采取的政策措施还不够实际有效,推行力度也不够强。

借用大前研一的话,“在选举对策面前,国家利益和国民生活变成了次要和更次要的”。为拼选举而即兴式发布的政策,虽能聚集人气,却不能解决经济社会深层次问题,有的还为未来执政者埋下巨量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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