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崩溃论”的“崩溃”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唱衰中国的舆论在国际上不绝于耳，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从来没有中断过。第一轮唱衰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主义作为20世纪人类重要的发展模式之一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西方学者唱衰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调却喧嚣一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又掀起了一番“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社会崩溃论”。

但是，中国非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却“风景这边独好”。党的十九大报告总结了2012年～2017年这5年的成就，在经济上“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在民生上“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就业状况持续改善，城镇新增就业年均1300万人以上。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中国消除了世界上最多的贫困，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层，并且是全球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理念正迅速走向世界，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一个又一个中国方案。

反观西方社会，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极大的困境，经济增长乏力、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社会秩序紊乱，“黑天鹅”“灰犀牛”不时出现。2016年以来尤为明显，美国的一系列政策引发巨大争议，政坛斗争加剧，社会分裂加深；中东难民大规模涌入欧洲，搅乱了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政局；英国公投脱欧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持续的不确定性。西方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普遍采取了包括“量化宽松”在内的各种应对措施，还实施了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等政策，但是依然没有摆脱其“低增长、低就业、低利率”的经济局面。

在福利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等困境下，西方许多国家的老百姓生活长期在低水平发展中徘徊。以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反环保、反移民、反建制、反精英为目的的“民粹主义”思潮在西方世界滋生蔓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动荡。面对这一系列乱象，人们不禁惊呼“西方世界到底怎么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治理乱象（“西方之乱”）与中国所表现出来的欣欣向荣的有序治理景象（“中国之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认真探究中国发展之路，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之治”是由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造就的。

与“世界之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许多国内外学者在分析“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的原因时，不约而同地从各自政治制度的比较视野来考察。在西方国家，政党轮换是常态。政党博弈日益盛行，各政党为了讨好舆论以及选民，时常走极端，缺乏理性、包容、甚至带有偏激的“否决政治”是家常便饭，导致了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发展战略难以实施。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尽管实现了权力间相互制衡的目的，但协调内部利益的难度很大。只以党派利益为线，为反对而反对，不分是非曲直，互相攻讦，推诿扯皮，不同党派间议员间内斗不止，立法效率低下，经常出现议会会期停摆的现象。同时金钱政治盛行，寡头集团操控国家命运，美国电视剧《纸牌屋》现实版不断上演。连弗朗西斯·福山都承认：“美国的民主政体已阻碍能真正促进公益的政策或改革的形成。”

反观中国，有学者认为，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整体利益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发挥着领导、规范和协调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今天已成为世界上战略规划与执行能力、社会整合能力、改革创新能力最强的政党，这使中国得以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民粹主义、短视主义、社会对抗、法条主义等诸多问题。

可以说，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实现“中国之治”、让“中国崩溃论”“崩溃”的根本政治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