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老干部朱善良辞世，生前心系东馆建设

原标题：上博老干部朱善良辞世，生前心系东馆建设

朱善良是山东省苍山县（今兰陵县）人，1929年11月出生，16岁就参加革命，194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过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上海博物馆党委书记等，1994年4月离休，离休前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巡视员、上海博物馆党委书记。

今年5月，朱善良因身体不适，被加急送入医院，7月，医院下发病危通知书。其夫人孙秀芳是上影厂的离休干部，但夫妻二人都清正廉洁，不愿意占用国家资源。在朱善良生命的最后时间里，医生曾推荐一款进口的抗生素，连续使用7——10天，可以延长病人的生命一个月，药费国家可以报销90%。孙秀芳知道后问医生：用这个药，老朱可以好起来吗？医生回答只能够拖延时间，不可能好起来了。孙老当时就决定拒绝用药，她说：“如果这个药能够让他好起来，就算100%自费我们也会使用，但是这个药不能让他好起来，还要浪费国家的资源，那就让他安安详详地走吧，不要太痛苦。”

据朱善良的儿子回忆，父亲在“文革”时受到的影响在上影厂里是最大的，那段时间父亲过的很苦，家里生活的也很辛苦。1960年，家里三胞胎弟弟出生，大儿子和二儿子年纪也不大。父亲被关在“牛棚”里，每个周末家属负责送饭，监狱里的父亲看到送饭的儿子被看守人欺负，也只能默默流泪。后来，父亲从监狱里出来，每天凌晨4点被派去扫大街，一边扫一边被人骂，一边被人扔石头，由于种种原因还被骂为假冒的共产党员，每周还要写“认罪书”张贴大字报。再后来，父母两人都到“五七干校”劳动，每月轮流回来看望孩子，母亲为儿子们理发，父亲为儿子们修皮鞋。直到1972年任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以后，家境才好起来。“文革”期间，父亲的工资从140多元被减到60元，“文革”结束后，政府补回了被扣的工资大概2000元，父亲将其中的1000元作为党费又交给了党组织。

据上博工作人员回忆，遗体告别仪式上，孙秀芳老师哽咽着转达朱老的遗愿——将生前最后一个月的离休工资作为最后一次党费上交组织。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上海博物馆率先在全国文博系统实行了改革，使其各项工作处于全国行业中的领先地位，朱善良功不可没。据上海博物馆原党办主任马继奋回忆，朱善良1988年来到上海博物馆，是当时班子成员里年纪第二大的，由于早年参加革命，文凭是班子成员里最低的。但是他为人低调、事事讲原则、尊重知识分子。“老朱书记处处维护以马承源馆长为主的专家班子路线。老朱书记说过，马馆长做的事是为了文博事业，不是为了自己，我们一定要做好保障。他的谦逊促进了班子的进一步团结，为上博在90年代初迅速崛起打下了良好基础。”

朱善良对上博有着深厚的感情，退休后仍然时刻关注着上博的新动向。为了避免惊扰馆里在职的同事，每次只是默默从媒体的报道里获取上博信息。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上博将建东馆的消息，赶忙把报纸妥帖收藏起来。等到正好有人来看望，才急急找出报纸询问情况。听完介绍，他动情不已，连声感叹：“好啊，好啊，真的太好了！”谈起新馆蓝图，他突然红了眼圈， 叹息道：“我老了，没办法为上博出更多力……”。他说他一直有个梦想，世界上有四大博物馆，希望上博能早日成为“老五”。

父亲是上博的党委书记，儿子们常会被身边的朋友私下询问，家里是不是有很多珍贵字画，有没有交易古玩文物的渠道。父亲用实际行动给了他们标准答案：在担任上海博物馆党委书记期间，尽管与馆内外的知名专家和学者都有较亲密的关系，朱善良却从未收藏一件文物、收受一件礼物，更勿论开口让他们为自己写一幅字、画一幅画。他常与儿子们讲：不要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自己的路要自己走，父母能走到今天也是靠一步步走出来的。

朱善良在80岁时又亲笔题写了“亲情、关爱、和睦”六字家风。他叫齐五个儿子，郑重道：“家里没有什么财富留给你们，这六个字就是我们家的精神财富，要永远地传下去。”

朱老在上博工作6年，从未享受过任何一次因公出国待遇。有时被安排上了，他也谢绝，“事情和业务工作相关，让业务部门的人去就可以了，多给年轻人点机会，让他们多看看。”举办活动时，馆内公车资源紧张，经常不能保证领导用车，他就主动要求和其他领导拼车或者自己解决，“车辆尽量腾给专家用，保证工作顺利开展，我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