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毛泽东说了什么致与彭德怀分歧到势不两立

毛泽东的“赫鲁晓夫情结”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朱德、邓小平等回国以后，于1956年3月17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议题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报告。毛泽东作了主调发言，他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当时毛泽东处于“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矛盾之中。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以积极的态度，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不是偶然的。我们党在建国以后曾多次采取措施，反对过分突出领袖个人。如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了反对突出个人的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禁止歌功颂德，保持艰苦奋斗作风。1950年5月，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定在市中心区修建开国纪念塔，塔上铸毛泽东铜像。毛泽东于5月20日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只有讽刺意义”。1953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军委报送的内务条令等文件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1954年3月17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重申：“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不适当地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

这里还应该提及张闻天的历史功绩。50年代张闻天作为中国驻苏大使，在斯大林去世以后，敏锐地观察到苏联政治思想动态的变化，以肯定赞成的态度向中央及时通报了苏联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方面所做的工作。1954年3月27日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材料指出：这种改变从1953年4月已有些端倪，到7月后便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过去对于斯大林的功绩提得过高，有些个人崇拜的偏向，目前宣传苏联各方面的成就，多强调群众的功绩，强调党的功绩，强调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二是过去往往把斯大林和列宁相提并论，甚至比列宁提得还多些，现在有所纠正。毛泽东及时批阅，并认为是个“重要文件”。1954年4月，中国驻苏大使馆研究室还整理了《苏联纠正反世界主义斗争中的某些偏向》一文，及时传递了苏联纠正过去对历史遗产和现代外国科学技术成就持全盘否定的错误倾向的信息。指出其表现是，拒绝接受外国科学技术成就，否认各民族间精神上的交往和互相影响。毛泽东认为：“此件值得一看”，由中共中央转发各地。

这一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历史教训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联系中国的实际作了研究，胡乔木谈到毛泽东时讲：“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代表党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专门有一部分谈“领袖对党的作用”，指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表示“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毛泽东对反个人崇拜的态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又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

苏共二十大以后，东欧出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国各地也发生了些小的乱子，特别是中共领导人内部，对农业合作化是快些好，还是稳妥一些好，以及要不要“反冒进”等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这些事使得毛泽东对“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思考重点有了转移。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到苏共二十大时，口气明显发生了变化。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同年11月30日，毛泽东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时，进一步明确表示：“斯大林执政时期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11月13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他提出：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

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两点明确的看法：一是斯大林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批判斯大林就是搞修正主义；二是东欧出现波匈事件是因为阶级斗争没有搞好。这期间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29日）一文，正式提出“反对修正主义”问题，并对修正主义从内容上作了如下界定：“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企图削弱或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对“反对照抄苏联经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等口号，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此后，毛泽东多次在党的会议上以“反斯大林”为话题，对党内某些现象提出批评。如1957年1月18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指责“苏共‘二十大’以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缺乏革命道德”，是“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甚至激动地说，赫鲁晓夫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别人崇拜自己。

上述情况表明，在毛泽东心目中，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成了万恶之源。在以后的年代里，“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中国会不会也“出赫鲁晓夫”，成为毛泽东念念不忘的话题。毛泽东的这一“赫鲁晓夫情结”症结在于，过分看重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言辞过激的一面，而忽视了这一批判触及苏联高度集权体制问题的重大意义；只看到赫鲁晓夫是个改革失败者，而对其失败原因缺乏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过分归罪于赫鲁晓夫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