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梁启超是开天辟地的人物 大师不是造就的

王学典现场图

嘉宾简介：王学典，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2006年组建并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院长，2006年调任《文史哲》杂志主编。2012年出任新组建的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导言】1953年12月1日，陈寅恪的学生汪篯受命南下广州，前往中山大学探望老师，意在说服63岁的陈寅恪北上就任科学院历史第二所所长。陈寅恪在口述《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重申了当年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上写下的那句著名的话：“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进一步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在他看来，学术的兴替，“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梁启超也说过：“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

今天，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已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意志，如何重树文化自信，传承和光大中华文化？刘梦溪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指出：“学术思想发达与否，是一个民族文化是否发达的标志。”故此，当前如何看待学术典范，在浮躁功利之风依然甚嚣尘上的时潮中，学者应坚守怎样的精神品格，是知识精英必须深思的问题。

2017年4月26日，“学术典范与文化传承——《学术与传统》商略雅集”在京召开，利用会议的的间隙，凤凰历史独家专访了历史学家、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学典教授。以下为访谈实录：采访整理：王诗云

凤凰历史：王老师您好，咱们今天雅集的主题是关于文化传承的，有几个相关的问题想听听您的看法。第一个问题想问您，在您心目中，您最推崇的近代知识分子是谁？

王学典：我认为是梁启超。

凤凰历史：能简单说一说吗？

王学典：我觉得在近代20世纪，中国学术面临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因为西学已经大规模地传播到中国，中国传统和中国传统文化，再也难以以旧有的面貌和精神继续延续下去，它要么改变，要么走向消亡。在这个过程当中，梁启超既是旧学的终结者，又是20世纪在中国旧学问的基础之上，敞开胸怀接纳西学，把西学融入中学里的第一号人物。无论是王国维先生还是陈寅恪先生，还是其他先生，他们都没能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典学术的结构性转化。我们应该看到大的结构性变动。

我个人感觉，在学术界，有些人用要求纯粹学问家的方式去要求梁启超，他事实上是个开天辟地的人物，是个开辟学术新天下的人物，是打天下的人物，不是守天下，做那些精致学问的人物。当然，梁先生在各个领域称为专家，做的那些事很多人难以企及。但梁先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实现了中国传统学术、中国古典学术，包括中国文化的结构性转换，这是他最大的推动作用。所以我认为梁启超先生是我最推崇的学人，他既不拒绝西学，又没有全盘地接受西学，而且将中西两者融合得很好。

我谈过中国学问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由经学转化为新汉学，这条路线在今天国学复兴的背景之下，它的价值受到了大家充分地估计。而另一条，在今天常常没有给予足够估计的，就是社会科学路线。梁先生是第一个把经济学、政治学、统计学，还有其他一些西方的原理移入到中国传统学问，而且又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分支的巨大的思想家、学问家。

凤凰历史：您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叫做“民国之后，再无大师”？

王学典：那当然，这个说法到处都是。

凤凰历史：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王学典：不同意，很不同意，我感觉大师成群出现，这是时代的产物。

20世纪面临一个大的结构性转换，传统学术、传统文化面临西学的冲击，所以在这个时候为什么突然能产生一批大师？凡是结构性转换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大师。中国文化轴心时代，正因为它是处在春秋战国这样一个大过渡时代，所以才能产生一大批思想家，而直到今天，这批思想家的思想、追求仍然有价值。

在中国历史上，能和春秋战国相比较的、最大的社会性变迁，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变迁。这个变迁和春秋战国的变迁能够相提并论，而且这个变迁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在这个变迁之初，能够涌现出一大批人物，而这种人物能同时脚踏中西文化，既一只脚放在传统上，又一只脚放在古典上；一只脚放在中学上，一只脚放在西学上。我认为将来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大师的产生是有机会的，是有时代需求的，不是任何时代都能产生大师。大师都产生在时代、学术、文化发生结构性转换时，而且是发生结构性转换之初。这个转换到今天还在进行。比方说春秋战国，老子、孔子，都是在春秋之初开始的，墨子、孟子，在春秋战国之间。秦汉之后，难以出现先秦的大师，因为这个结构完成了，社会就进入了一个新的范式之中。在新的范式之下，你只有可能成为专家，再也难以为结构性变动而起到推动作用。

所以大师都是时代选择的，在这个时代，产生大师是个幸运。大师是特殊时代造就的，不是任何时候都能产生。所以在今天，我觉得产生大师是很困难的。但民国之后再无大师这个说法我也不同意，因为中国文化马上要进入新的繁荣期，一批新的奠基者正在成长，很难说他不会成为大师，你用民国的标准衡量，就相当于你用衡量春秋战国的标准来衡量其他时代一样，我们不能这样衡量。我觉得抹杀时代性是我们当前史学界和科学界的弊病。

凤凰历史：那您认为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学术发展有没有出现一种断层现象？

王学典：那当然，出现了巨大断层，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了巨大断裂，从传统的农耕社会进入现在的工商社会。传统文化的典范崩溃，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价值，一些因素，历史的传统的文化结构，历史的传统的价值结构，历史的传统的学术结构，因被动地进入到了现代之中，它不可能以本来面目呈现出来。所以我都觉得断层是肯定的，而且是注定的，它不可能再原样延续了。所以我们将来的文化范型，一定是建立在有中国特点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社会形态之上，它不可能原样照搬。就像我们今天不能照搬西学一样，我们也不能照搬传统。

凤凰历史：像您刚刚说的，时代会造就一批大师。那您觉得在互联网时代，中国文化领域还有没有可能产生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这样开辟出大气象的大师呢？

王学典：我现在很难对未来学术做出预测。但是要产生像梁启超跟王国维这种大师，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再也没有人像他们一样，他们完整地在旧时代经历了传统的教育，经历了完整的中国的古典教育，当他完整地经历了古典教育之后，历史突然把他抛在一个新时代中，所以他借助西学的眼光，西学的修养，用西学的手电筒一照，马上产生了新东西，这在今天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也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未来的学术，未来肯定会有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的引领者，或者是大师级的人物出现，但目前仍然看不出来。

凤凰历史：那您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之下，教育界也好，学术界也好，应该提供为“大师”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和土壤？

王学典：我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大师不是造就的。或许有一些是造就培养出来的，但大师是自然而然长出来的，是在因缘际会下冒出来的。这个因缘际会包括时代的因素，社会的因素，也包括自身的因素。任何想培养大师的人，我觉得这个企图都是徒劳的。大师不是现在的教育范畴能够造就出来的，不是按标准能够批量生产出来的，它不是一个生产的过程。我们希望按照精确的模式，比如按照梁启超的模式去订制一批大师，我认为这是异想天开。大师是自然长成的，该出大师的时候自然会出大师，他也无法预计，就像他无法订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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