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中国学术要融合古今中西还有待来者

张国刚 现场图

嘉宾简介：张国刚，198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历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等职。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导言】1953年12月1日，陈寅恪的学生汪篯受命南下广州，前往中山大学探望老师，意在说服63岁的陈寅恪北上就任科学院历史第二所所长。陈寅恪在口述《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重申了当年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上写下的那句著名的话：“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进一步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在他看来，学术的兴替，“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梁启超也说过：“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

今天，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已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意志，如何重树文化自信，传承和光大中华文化？刘梦溪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指出：“学术思想发达与否，是一个民族文化是否发达的标志。”故此，当前如何看待学术典范，在浮躁功利之风依然甚嚣尘上的时潮中，学者应坚守怎样的精神品格，是知识精英必须深思的问题。

2017年4月26日，“学术典范与文化传承——《学术与传统》商略雅集”在京举行，利用会议的的间隙，凤凰历史就上述问题专访了隋唐史暨中西交通史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先生。以下为访谈实录，采访整理：唐智诚

陈寅恪最值得推崇 完成融合与重建的大师还没出现

凤凰历史：在您心目中，您最推崇的近代知识分子是谁？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张国刚：近代知识分子群星灿烂，各有各的特点，有的很有风骨，有的更有政治热情，有的更深邃。如果从我们今天讨论的学术和传统这个主题来说，我倒觉得陈寅恪大概最值得推崇。

他有什么特点呢？他是一个很传统的知识分子，他对中国文化的熟悉那不用说了，而且他的家世也好，他还有很长的西方留学经历。年轻时候在日本，后来在美国，之后在德国。我曾经去查过他在德国的学习档案，包括他上的课程，他求学的老师，我也写过关于陈寅恪在德国求学时候的文章，我就觉得他有一种抱负。他在西方生活这么多年，全部加在一起可能超过十年，但是他没有拿任何学位。也就是说他是要求文化的真经，不在乎拿着学位去找饭吃。他思考的问题其实就是：在他所处的时代，国家应该怎么样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指的是思想文化的现代化。

他在审查冯友兰哲学史书稿时，讲了一段很有名的话：“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面对西方应该像当年的宋儒和道学那样，以中国文化来吸收、容纳、消化现代西方文明，包括东欧和北美的西方文明。这要怎么做呢？在他的文章里有体现。你看他著名的书《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他的文章形式很传统，但提出的问题非常现代。他关注现代意识的种族、文化包括政治的变迁，他希望在人类历史中能找到一种西方人追求的那种“范式”，不像过去都是讲的忠奸、正统这些概念。他有一种社会科学的关怀在里面，这是西方对中国的影响。

他的问题意识很现代，但是形式很传统。所以包括他的家国情怀，他有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风骨。近代学术史上面最大问题就是古今中西的问题。古的怎么在现代传下来？中和西怎么能够既坚持中又融了现在西的内容？

凤凰历史：有人有一种说法，民国之后再无大师，这种观念您怎么看？ 

张国刚：这要定义什么是大师？我们从历史翻看这个，我们也翻看当代、近代，你可以说董仲舒是大师，但是你知道经学史上还有一些大师像郑玄，像王肃，这是今文古文汇通的大师。可是大家一看历史上定位董仲舒高，但是学术成就郑玄、王肃可能高。因为董仲舒他是率先提出“独尊儒术”，把诸子百家熔于一炉，但是具体学问的融通是一代代经学家在做的。 

我们再看中国文化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候面对的是儒释道合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当中有大师是谁呢？咱们讲张载、周敦颐、二程、朱熹、王阳明这些，早前还可以追寻一些。可是最早开始这个工作的，开这个头的可能要讲梁武帝，可能要讲到文中子王通，可能要讲到宗密、讲韩愈，他们开了风气，提的是观念，但是最后在程朱陆王手上完成的。

当我们面对西方的时候，提出中西古今，那一代人最早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做出一些论述，所以他们就是大师。但是他们留下的创造性的著作到底有多少？未必见得很多，即使很多的，也未必一定现在能够拿来当经典那么去研读。像梁启超、王国维的书也很多，但是真正现代做经典的，像《四书五经》那样研读的也不是太多。你写中国历史研究法，你可能还不能就用梁启超的，我们可能还要以现在的观念来写。

我们现在讲的那些大师是开风气，但是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真正要完成古今中西的融合和再创造，其实这个任务大师们没完成，还有待来者。 

凤凰历史：还需要一代一代的。 

张国刚：对，我就是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师还没出现呢。 

凤凰历史：您这个观点非常的新颖。开风气之先是一种形式的大师，真正完成古今中西融合和重建这个大师还没出现。那您觉得现在的学术界和教育界应该做一些什么，为新的大师的出现提供一些土壤和环境呢？

张国刚：你用这个词好，提供土壤和环境。大师不是培养来的，大师是培养不出来的。土壤和环境，我想第一个就是讲中国文化、传统和学术。首先从五四到文革我们被破坏的传统要重建起来，所以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方面的工作现在是要重建，让现在的学人、学者能够认识我们的传统，能够传承我们的传统，能够了解我们的传统，了解我们的文化。 

第二个，我刚才讲了我们是跟西方共生时代，所以对西方的经典，我们也应该接受过来。如果真正是一个大师，他应该对这个了解的。日本人是有西方的东西就大量翻译，现在人外语好一点，但是多数人也没有完全好到能直接阅读西方古希腊和罗马的经典吧？还是要大胆的翻译，构成一个土壤。但是真正的大师是很少的，多数人就不叫大师了，这些人要能够对西学也有深切的了解。 

第三个，我觉得要对自己文化有自信，这就是一个价值观、理念问题。在自信的基础上能够了解东方，了解西方，然后它还需要一个自由的空间来创造，这个自由很重要。自由不是说你想干什么干什么，自由是说在一种规则下，你能够有很大的发挥能动性的空间，自由是相对规则的。动物世界是追求自由的，人类世界是追求规则的，所以在这个规则下还能够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天才能够施展出天才，这个社会环境也需要逐步创造。

弘扬传统文化行政不要过多干预

凤凰历史：您刚才也讲到今年年初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意见》发布以后社会反响也挺大的，您觉得在我们社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潮流当中，有什么需要值得警惕的吗？或者需要防止反面的一些什么东西吗？ 

张国刚：任何一个事情，特别是思想文化建设方面，不可能完全像军队命令一样的不折不扣地执行。因为社会很复杂，人和人也不一样。《中庸》讲的，人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的区别。人的资质不一样，有的天生就聪明，有的通过勤奋才行，有的碰到问题了才去学。还有“安而行之”，“利而行之”，“勉强行之”，如果说传统文化落地是一个“行”的话，有的他就喜欢做，愿意去做，所谓“安而行之”；有的是有好处、有商业利益推动他才“利而行之”；有的是因为被要求，你不这样做就升不了职，所以勉强而行之。

人非常复杂，从知到行。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工程，也有个知和行的问题。既然知和行都这么复杂，我们不可能完全避免出现问题。何况现在不是有多少问题，现在是要重建。有了问题也是发展的问题，有了问题也是建设的问题，还没开始就老盯着问题，这本身就是问题。

所谓问题，它可能是跟时代不合拍，所谓问题，它可能是跟法律有抵触，所谓问题，它可能是跟大众的价值观有相违。该法律管的法律管，该利益管的市场管，行政上不要动不动的好像谁代表什么来做。现在应该从学前教育、学历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从服装、语言、礼仪这些方面让大家去做，对不对？唯一的准则就是法律和有关规则。你不要说，这里过分了，那里过分了，应该以法律为准来监管，不要从主观上来监管。 

比如说，第二次结婚不能摆酒宴，这个手伸的太长了吧？比如说小孩子不能背经典，不能读经典。这是个人自己的事，有的小孩背《四书五经》，我想社会让它自己去纠正。现在其实就是在一个政府的规范的框架下，应该让老百姓去做自己的事。 

我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教授，他研究先秦礼仪，射、御，虽然先秦的这个礼到汉代以后就变化很大，宋礼变化很大，但是并不妨碍学者自己去研究自己喜欢和熟悉的东西。假如说我是领导，我说那不行，不能研究，这就不合适了。让社会上在这个方向去做。要说注意事项，第一个以法律为准绳，以各种规范为依归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第二个行政上不要过多干预和指责，政府可以有些指导性意见，可以有一些规范，但是不宜过多的干预和指责；第三个，带着文化自信去重建中国传统文化各个方面，因为所谓中华民族的复兴，本质上是中华文明的复兴，是中国这一套文化体系，它在现代生活当中有它存在的价值，有它的当代社会生活的表现方式。 

凤凰历史：它可以说是活着的延续下去，不是一些死板的，在书上的东西。 

张国刚：对了，对了。 

凤凰历史：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政府它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还想请教一下您，在复兴传统文化的过程当中，知识分子和媒体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 

张国刚：这个题目很大，知识分子也不是一个人，网络时代是精英和平民在同一个传播渠道里的时代，因此精英有分工。我们不能否定原创的东西，但是一些精深的研究是少数知识分子要做的，可能在承接的过程当中精英还更有一份责任，因为我们今天精英和平民在一个渠道里，不像过去精英渠道和平民渠道是分开的。所以知识分子在学术原创的时候，还应该考虑一下大众的需求和大众的传播形式。

今天媒体跟过去不一样，古代的媒体就是嘴巴，为什么说三人成虎？没电视，没广播，没报纸，这个说，那个说，就成为传播了。后来的媒体，在传播渠道上也有限制，从书报到电视就已经走向大众化了。但是现在网络不一样了，每个人手上都有终端，所以媒体应该担当起这个沟通精英和大众的责任。

但是最近又有报道，说在美国从特朗普上台以后，纸质媒体大幅度增长，《华尔街时报》、《纽约时报》有60%、70%的用户增长。为什么？网络媒体、自媒体虚假的东西太多了，不负责任的东西太多了。这就是一个信号了，也许到了一个转折点。如果看网络的东西大家不太放心，纸质的东西好像总得有点根据，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媒体和职业媒体分离开来。做职业媒体的人跟自媒体不一样，自媒体它肯定有虚假的，它有一个大的框架就是法律和道德，但它可以不太在乎诚信问题。而对职业媒体来说，在法律道德之外，它还有个诚信的约束，因为这是职业存在的基础，所以我们的媒体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应该更加有一份社会责任和职业责任、职业担当，不是说哪个能吸引眼球的就吸引，然后不顾它有可靠的知识，真实的，或者有一定的价值的知识。

凤凰历史：好的，那我们就聊到这儿，谢谢您。

责编：王诗云 PN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