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之下有城邦

宋德辉 本报记者 毕玮琳 戈驰川 于凝

辽代长春州是我省西部有历史记载以来最早的政权建置，是辽代时期大辽国设在东北路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者对长春州城遗址——城四家子古城的发掘，白城在辽、金、蒙元及明朝前期这400年间区域中心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印证。近日，记者跟随白城市博物馆原文物考古研究员宋德辉一起踏查了这座古城的奥秘。

辽代时期

节度使镇守的上等州

城四家子古城位于今天洮儿河（辽代称为挞鲁河、长春河）北岸的白城市洮北区德顺蒙古族乡古城村境内。

辽圣宗太平二年(1022年)春，《辽史》第一次记载辽圣宗率文武百官到今天的白城一带进行捺钵，并于三月驻跸长春州。州城建成于辽重熙八年（1039年），《辽史·兴宗本纪一》记载：“（重熙）八年十一月,已酉，城长春”。同时，设立军政合一的节度使级政权机构。对此，《辽史·地理志一》载：“长春州，韶阳军，下，节度。本鸭子河春猎之地。兴宗重熙八年置。隶延庆宫，兵事隶东北路统军司。统县一，长春县。”隶属于上京道。

上京道所辖的州分别属宫帐、头下军州及边防城，长春州属韶阳军节度。城四家子古城为辽长春州城址，周长5748米，是辽代东北地区除上京、中京、东京三座都城外，最大的平原古城，为节度使镇守的上等州。

长春州城建筑宏伟方整。城墙为夯土板筑，平面略呈方形。城的四角设有角楼，城墙四面残存有马面，城墙外侧修有护城河。与其他辽金古城不同的是，它不仅有凸出的城墙外的马面，而且还有凸出城内的马面。这可能与金、蒙元、明三朝继续沿用不断加固有关。

宋德辉说，古城设四门，四个门外均设有“瓮城”。“瓮城”即在城门外围修筑的与城垣相接的或圆或方的城，用以增强城池的防御力量。城内从南门到北门之间，有一条南北轴线，在其两旁有隆起的两排凸凹不平的土岗，在城的北部密布着好几处高出地面的圆形土包。成排的土岗和土包上面散布着大量的建筑材料，如：青砖、灰瓦、鸱吻、勾滴、花缘板瓦、陶瓷残片、鸡腿坛等。尤其是黄釉、绿釉琉璃筒瓦和众多的兽面纹瓦当的出土，使人们不难看出这里当年建有街坊房舍、手工作坊；也筑有鸱兽凌空，画龙雕栋的宫殿式建筑群落。城正中偏东一处高岗上和城东门外还分别发现了冶铁作坊区和寺庙建筑的遗迹。

据《洮南县志·设置志》记载，城四家子古城“规模宏旷”，所遗瓮壁皆特制物，广厚异常，且有陶制之断柱，色黄而植以蟠龙，知此城定为帝京之所在，而非寻常都会可比。日本学者小林俊夫在1931年7月《满蒙杂志》上发表的《洮南“高丽城址”的遗物》一文中记载城四家子古城遗址中有陶制龙首。2007年6月，城四家子古城出土一块金代文字刻砖，此刻砖证实了城四家子的真实属性，即，辽代的长春州，金代的新泰州。

宋德辉告诉我们，为了有效地保护好这座千年古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吉林省考古研究所从2012年开始已经连续挖掘5年，清理了辽代大型寺庙遗址、窑址、城门遗址。还勘测出了辽代行宫遗址、街道、商埠、酒楼、茶肆、手工作坊等。并出土了大量的文物，特别是陶制龙首鸱吻、龙纹浮雕、凤首建筑构件及写有“大安九年”的绿油筒瓦、生产生活用具和金银首饰等。这些蟠龙断柱和陶制龙首、凤首、龙纹浮雕等，在中国古代，只有帝王宫殿才允许使用龙形装饰。

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当年长春州城的繁华热闹，这里既有皇帝的行宫，又有寺庙、商业街区。既有节度使衙门、统军使司、钱币司、盐铁司、度支司、转运使司，又有常驻军队的营帐。这里既是陆路交通的要道，又是水运交通的重要码头和重要物资集散地。

金代时期

州县政权不断变革

从1117年，女真军队占领长春州，到1213年蒙古国成吉思汗的军队占领金泰州这近百年时间里，城四家子古城先后经历了金代时期长春州、长春县、（新）泰州时期。

金代时期的长春州。1117年，金军占领长春州以后,继续沿用辽代建置,仍然把这里作为州级政权建置,即金代的长春州。同时，将这里的契丹人、汉人迁移至金内地上京一带，以防止其反叛。为了巩固这一新占领地区和开发这里的农牧业，从金天辅二年（1118年），开始向长春州、泰州一带大规模移民，发展农牧业生产。

金代时期的长春县。金天会五年(1127年),宋靖康二年(1127年),金军攻陷北宋京城汴京。为了永久占领这新开拓的广大疆土,金代统治者采取了一方面将新占领区的汉族人口强制性地向东北内地迁移,另一方面将居住在金内地的大批女真族人口向新占据的地区迁移。《大金国志·卷八》载：“女真一部族耳，后既广汉地，恐人见其虚实，遂尽起本国之土人，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此次移民，将白山黑水间的大批女真人迁入中原，进而达到控制其占据区的军事目的。如此大规模的移民，对长春州也不例外。据有关专家学者研究，金代上京路迁移的蒙安谋克户约占当时上京路户数的60%，由于长春州人口大量向中原地区迁移，

其州级政权基本失去作用。于金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年），将长春州降为长春县，隶属肈州。对此《金史·地理志上》记载：“长春辽长春州韶阳军，天德二年降为县，隶肈州，承安三年来属。有挞鲁古河、鸭子河。有别里不泉。”

金代时期的（新）泰州。金章宗统治时期，由于契丹农牧民的起义，使长春县及金山县一带局势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这时游牧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索伦以北山只昆、合底忻、弘吉剌、阻卜等游牧民族不断袭扰金国的北部边疆地区，“连岁扰边”伺机南下。为了平定边患，巩固东北路边疆，又把金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撤销的泰州又于承安三年（1198年）重新在长春县设置，这就是东北史研究中的（新）泰州。对此《金史·地理志》记载：“泰州……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罢之。承安三年复置于长春县，以旧泰州为金山县……户三千五百四。”

元、明时期

皇族控制北方的重镇

据宋德辉介绍，1213年，成吉思汗兵分三路进攻金国，并于1215年占领了金泰州（城四家子古城）。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在平息了乃颜叛乱之后，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十月，在东北地区第四次设置了行省机构——辽阳等处行尚书省。行省是元朝的地方机构，是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元朝时期东北隶辽阳等处行中书省管辖。辽阳行省共设“路七、府一、属州十二、属县十”。早在太宗十三年（1241年）和元朝初期已将今天白城的城四家子古城作为泰州和泰宁路治所记录在册，只是因为当时属于东道诸王之首斡赤斤家族封地，而没有设置政权机构。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二月，“改辽阳行省泰州为泰宁府。”延祐四年（1317年）二月“升泰宁府为泰宁路，仍置泰宁县；四月仍“以太宁路隶辽阳省”。太宁即泰宁，其治所仍在城四家子古城。

北元时期

见证纳哈出归降明朝

北元时期元顺帝将纳哈出由升平章政事升为辽阳行省左丞相，数日后又复“加纳哈出太尉”“开元王”等官爵。据《明史》记载：纳哈出所在的辽阳行省是元代蒙古族居民及蒙古军队驻扎地较多的省份。因此也是明朝初期北元势力较强的地区。为了抵御明朝军队的进攻，纳哈出率二十余万部众以金山为基地，并开始“营于新泰州（城四家子古城）”。

纳哈出“营于新泰州”，主要目的就是抵御明军的进攻。为此，必须加固城防。今天我们看得到城四家子古城城墙的内马面就是纳哈出“营于新泰州”时加固城墙形成的。

据《明史》记载，朱元璋曾前后四次遣使致书纳哈出，劝其归附。在明朝的大力宣传诏谕下，加上故元的势力日益衰落，一些故元在东北的将校自动归附了明朝。此时的东北，唯一坚持与明朝军队相抗的只有纳哈出。

洪武二十年（1387年）正月，朱元璋命冯胜为征虏大将军率军北上。纳哈出内部由于出现了动摇与分裂，被迫同意出降，并把今天的伊通河一带的农安作为受降地。根据《中国东北史》记载，这次出降官兵达四万多人，此后松花江以北的纳哈出部众也陆续受降，史称“并得其各爱马所部二十余万人，羊马驴驼辎重亘百余里”。随同纳哈出相继投降的故元官吏、将校多达三千余人，包括元中央政权的中政院、宣政院、太医院、枢密院、大都督府，以及陕西行省、岭北行省、河南行省、甘肃行省、山东宣慰司、河东宣慰司等许多内地地方机构的重要官员与将校，其中有9个王、4个国公、郡王，5个太尉，1个行丞相，13司徒、平章，31个左丞、右丞，32个参政、知院，86个院使、同知、副使，228个佥院、院判，189个宣慰使等官，927个万户、总管等官。这一事实表明，元政权崩溃后，相当一部分故元将吏退入东北，集于纳哈出麾下，致使纳哈出势力急遽膨胀。纳哈出的降服，不仅为明朝统一东北地区清除了重大障碍，也是从总体上对故元势力的一个沉重打击。纳哈出归降明朝后，朱元璋在南京亲封纳哈出为海西侯，赐铁券丹书。

明朝时期

城四家子古城走向衰败

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四月，明朝发兵15万，在蓝玉的统率下，深入蒙古腹地突袭了北元大汗的营地。这次突袭使北元大汗在军事经济方面损失惨重，使北元大汗直接指挥的军队，直接拥有的财富丧失殆尽。给以后北元政局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和深远的影响。

宋德辉说，这次北元大汗在军事上的失败，使大兴安岭以东的蒙古诸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活跃在白城一带的成吉思汗四弟斡赤斤的后裔辽王阿扎失里、会宾王帖木尔等在深感恢复元朝无望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实力，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十一月遣使降附明朝。在距城四家子古城西南二十公里，洮儿河右岸，洮南市二龙乡兴义村哈森查干屯东西两侧的两处明代遗址极有可能为阿扎失里受降地。

宋德辉认为，辽王阿扎失里率部归附明朝后，明朝政府为

了加强对今天的白城及周边的内蒙古兴安盟地区、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等这片广大地区的管辖。在故元建置的基础上，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五月，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阿扎失里为泰宁卫指挥使，塔宾帖木尔为指挥同知；海撒舅答奚为福余卫指挥同知；脱鲁忽察儿为朵颜卫指挥同知，并诏令三卫“各领所部，以安畜牧。”

兀良哈三卫初设之时，以泰宁卫为首，其首领辽王阿扎失里系成吉思汗四弟帖木格·斡赤斤后裔子孙，家族地位显赫，实力雄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三卫唯泰宁马首是瞻。泰宁卫因元之泰宁府（延祐二年置）泰宁路（延祐四年置）而得名。

兀良哈三卫设置后，明朝皇帝为了有效地管辖和笼络这些新归附的蒙古王公贵族及东北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在元代驿站的基础上，又开辟了一些其他驿路，以确保“使命往来”及时。据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旸先生主编的《明清东北亚水陆丝绸之路与虾夷锦研究》一书记载，明朝为了确保“使命往来”，转输奴儿干各卫缴纳的“岁贡”和朝廷赏赐“布帛”诸物，在奴儿干都司辖境内主要建立了6条交通线。其中“海西西陆路”草原古丝道的最大集散地之一，就是泰宁卫。

明朝初期，兀良哈三卫一直在东辽河以北的洮儿河、绰儿河、乌裕尔河及嫩江流域驻牧。为明朝起着“东捍女真，北捍蒙古”的藩屏作用。到宣德、正统年间，就是从公元1426-1449年期间，兀良哈三卫大举南迁，其主体部分已由原驻牧地迁至接近经济、文化较发达的辽东汉族地区的辽河流域，并逐渐南迁至长城脚下。

随着兀良哈三卫的南移，城四家子古城的区域中心地位也逐渐失去。古城和它昔日的辉煌一道被渐渐湮埋在黄土之下，成为今天白城地区境内的一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四家子古城遗址。

专家简介：

宋德辉，男，1954年3月出生，吉林省白城市博物馆原馆长，三级研究员。中国辽金史学会理事；吉林省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吉林省考古学会理事；白城市文联副主席、白城市民间文艺家学会主席、白城市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合作出版《白城史略》《千年回眸——辽代春捺钵遗迹调查》《吉林省蒙古族》三部；出版反映白城地方历史专著《一江两河与白城古代文明》《白城历史文化之旅》《白城简史》三部。

参考资料：《辽史》《明史》《金史》《洮南“高丽城址”的遗物》等。

(本版图片由白城市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