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揭秘：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还有第二个洋顾问

施特恩，是一个出生在乌克兰-罗马尼亚边境的犹太人，与李德同岁，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军事阅历。他在一战中参加奥匈帝国军队，被俘后被押往西伯利亚。十月革命中他获释并于1919年参加苏联红军，曾担任团政委，旅政委，骑兵师政治部主任（有资料曾指李德指挥过一个骑兵旅，大概是把施特恩在骑兵师工作的事情与其混淆了），先后参加了消灭高尔察克在远东的叛乱，击败活动于蒙古的恩琴伯爵等战斗，骁勇善战，而且同样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时间比李德早八年，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1933年他受命到中国做顾问，1935年被调回莫斯科。施特恩离开中国后的经历很丰富，曾担任苏联红军骑兵第七师师长，后来去了西班牙。马德里保卫战中著名的国际纵队十一旅旅长“克拉博尔将军”就是施特恩。他参加过苏芬战争，张鼓峰和诺门坎战役，并在1940年获得上将军衔。不过，1941年他也没有逃脱肃反的网罗，被逮捕入狱并屈打成招，作为托洛茨基分子被枪决（一说死于古拉格集中营），1954年被平反昭雪。其实红军对施特恩颇有期待，只是他迟迟未到中国，才导致李德获得了军事顾问的地位。

其实施特恩到达中国并不太晚，1933年6月他已经到了上海，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李德在语言方面做了更多的准备），却依然由李德作为施特恩的代表在此后进入苏区，而施特恩一直留在上海。按照级别李德受施特恩的领导，在上海的施特恩也与苏区一直保持着联系。毫不夸张地说中共的第五次反“围剿”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位身在上海的军事总顾问施特恩的遥控影响。那么，这样一个履历明显比李德要好得多的顾问，对五次反“围剿”又起了怎样的作用呢？

曼弗雷德·施特恩（Manfred Stern），他和红军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关系很微妙，有意思的是很多人把他的经历和李德的经历混杂在一起，其实两人走的道路完全不同。

施特恩离开中国后对自己的使命讳莫如深，但依然透露出了一些蛛丝马迹。比如，他承认正是在自己的建议下红军主力进行了分兵，成立东方军向福建方面进军。这一分兵的主要内容，是红一方面军实行分离作战，一部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另一部组成中央军在赣江、抚河间活动，创造会攻抚州、南昌的条件。而这一分兵，正是后来后患无穷的“两个拳头打人”战略的起始。原来经常在一起活动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被拆散，力量减弱了，单独一支红军很难取得决定性胜利。红军指战员对此普遍表示不满。

进攻硝石，资溪的战斗，是由东方军实施的。那个“看上去很美”，试图把陈诚关进笼子里的作战计划，和这位施特恩将军在马德里、西伯利亚的几次作战颇为相似，也是他比较得意的几次战斗。

然而，施特恩不是加仑将军，他的指导结果并不美妙。攻硝石失利，攻资溪同样失利。

这个“看起来很美”的作战计划，在地图上看来颇有道理，但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实际作战中，却是完全脱离现实的。国民党军方面也对其进攻部队的位置特点颇为清楚，预先在硝石，资溪等侧翼方向大量修筑坚固的工事，仅仅资溪一地守军便达到三个师加一个旅。苏军作战的特点是遇到这样的状况会选择强行突破，二战中很多次血腥的战役便是这样打出来的。然而，这次“围剿”蒋介石动用了将近百万军队，而红军不但总兵力仅约十万，而且极度缺乏重武器。在以往会尽量避免这样得不偿失的攻坚战。如果说苏联军队的特点仿佛碾压力极强的巨象，那么红军便如同一头灵活的豹子，这种情况下照搬苏军重装备大兵团作战的方案，无疑只会导致失败。施特恩的经验在中央苏区显然并不适用。而他造成红军的分兵，也就是“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造成红一方面军东方军打得十分疲劳，而中央军置于无用地位，使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既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又失去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此后，第五次反“围剿”逐渐陷入被动局面，国民党军先后攻克黎川和广昌，长征便成为苏区军民唯一的选项了。

纵观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两个洋顾问提供的方案，要么是试图通过一场消灭突出部的战斗解决问题，要么试图死守某一座要塞，都是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军事思维。这一点的问题，红军的领导人比李德和施特恩看得都要清楚。面对百万敌军的“围剿”，任何想一口吃个胖子，硬碰硬的打法都是不合理的，他们早就提出来，只有远纵深地甩开其主力，以大规模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与其周旋，才有取胜的希望。然而，施特恩和李德的身份，使他们的确很长时间里压制着红军指挥员们的正确意见，这其中，施特恩的地位显然比李德更高，他的意见更难以反驳——由于他一直在上海，想沟通也无从谈起。

施特恩在苏军中也是颇负盛名的战将，为何会和李德一起对红军作出不切实际的指导呢？看起来关键问题似乎有两个。第一，他此前的军事经验是在苏军中获得的，作战地域在辽阔的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施特恩并不了解红军的装备情况和作战环境。对于江南地区的作战，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顾问；第二，担任中国红军总顾问期间，施特恩始终滞留于上海而从没去过苏区，军事指导人员与战场距离如此遥远，即便是拿破仑也不可能打出胜仗来。

说到底，中国人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解决，特别是深入实际的中国人来解决。当遵义会议后指挥权的问题得到解决，认识到洋顾问不是哪一个都有加仑将军的水平，红军恢复了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灵活战术，才终于从低谷中走了出来。这一改变，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