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邓小平遭江青何谩骂后愤然离场：我要调查

张春桥、姚文元一起指责邓小平，江青更是对邓小平大肆攻击和谩骂。邓小平忍无可忍，连说“我要调查！”愤然离开会场。张春桥看着邓小平走出去，阴险地说：“我早知道你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他们感到这一番争吵正好给了他们一个攻邓小平的口实和把邓小平搞下去的机会。于是王、张、江、姚立即赶到钓鱼台17楼江青住处星夜密谋，认为这一争吵已有庐山会议的气息，诬陷起因是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也与对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四人商定：抢在邓小平10月20日陪同丹麦首相到长沙会见毛泽东之前，由王洪文先去报告。

第二天上午9时，王洪文乘专机飞往长沙。下午2时左右，毛泽东接见。王洪文借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诬陷邓小平和周恩来，一开头就把形势说得十分严重。他把周恩来、邓小平同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林彪、陈伯达类比，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还说：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王讲了昨晚争吵的经过后说：邓小平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有关。还别有用心地诬陷：总理现在虽然重病，住在医院，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他们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对江、张、姚分别吹捧一番，最后请毛指示，说今天还要赶回北京，他们几个人还等着我传达主席的意见呢。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看得很透，他没有听信王洪文进的谗言，当即对王严肃批评：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叮嘱王：你回去后多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告诫王：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

王洪文在毛泽东面前表示“一定按主席指示办”，可是当天下午回到北京后便把毛的忠告当耳旁风，没有去找周、叶，却于当天晚上到钓鱼台向江、张、姚复命，四人在江青处再次密商对策。18日中午，江青把将于10月20日陪丹麦首相赴长沙会见毛泽东的王海容、唐闻生找来，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并攻击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表现是又一次“二月逆流”。江青说，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发生争吵后扬长而去，致使会议无法开下去。还说，国务院的领导经常借谈工作串连，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是在养病。小平和总理、叶帅都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在18日夜间小会上，江青再嘱王、唐二人到长沙诬告邓小平，还托她们带给毛泽东一封她写的信，信中说：“听说主席身体好，非常高兴。”并说：“王洪文同志带回来的桔子，味甚鲜美，使我想起一首唐诗：‘江上阴云锁梦魂，江边深夜舞刘琨。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乡思不堪悲桔柚，旅游谁肯重王孙？渔人相见不相问，长笛一声归岛门。’”“四人帮”这时的用心是要说动毛泽东收回成命，不让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

第二天(10月19日)，周恩来找王海容、唐闻生到医院谈话，告诉她们，事情并不像江青等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四个人事先计划好要整小平。他们已搞过多次，小平同志忍了很久。在此之前，周恩来还同邓小平谈过，嘱他到长沙在主席面前不提此事。

1974年10月20日下午，邓小平在长沙陪同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谈话结束送走外宾后，毛问邓有什么事要说，邓说，我没有什么要说的。问主席有什么话没有，毛叫邓坐下，说，我不大懂北京的事，听说要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要看总理的身体情况，看准备工作情况。邓说，把主席的话带回去。毛点头。邓小平回到北京以后，于21日上午把同毛泽东谈话经过致信王洪文，让他通报政治局成员周知。

这段谈话非同寻常，不单是把四届人大“组阁”的重任明确地交给周恩来，而且促使毛泽东更加信任邓小平。同王洪文气急败坏的诬告完全相反，邓小平一句不说政治局会议上的争吵，表现得那样的豁达大度。一个卑劣，一个伟岸，对比太强烈了！这无疑会在毛泽东的心中激起对邓小平的好感，更加坚定他重用邓小平的决心。

邓小平离开后，毛泽东同王海容、唐闻生继续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等问题的谈话，要她们回北京传达自己的意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齐给各方面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小平做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杨成武可以做副总长。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么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人再考虑。

毛泽东重申：总的方针要团结、要安定。要王、唐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毛泽东还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在带去的江青来信上，毛泽东写了批语：“已阅。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请王、唐带回交江青。

王、唐二人在22日把毛泽东的指示向政治局作了传达。毛泽东10月20日关于最高层领导人事安排的决策，使“四人帮”阻挠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的图谋无法得逞，他们想排斥周恩来主持“组阁”的阴谋也成了一枕黄粱。

在这关键的时刻，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决策和委托，不顾自己8月10日做第二次大手术后虚弱的病体，毅然再度挑起处理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重担。从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连续十多天在医院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商讨，同王洪文、江青谈话，并约中央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开会，传达毛泽东10月20日长沙指示，解决“风庆轮事件”，研究四届人大筹备工作。11月6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说明四届人大“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11月搞出”；“人事名单估计11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关于自己的病情，周恩来称膀胱癌虽未治愈，但“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务请主席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