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后毛泽东开始疏远江青 但为何没下决心处置

有一天，爷爷的秘书送来一封给爷爷的信，打开一看，是反映江青问题的。江青在1972年8月下旬曾经接见过一位美国女学者维特克，谈了一个星期，吹嘘自己，于是，就有了根据维特克这次采访出版的书《红都女皇》，在世界上影响很不好。

爷爷看了信，感到问题性质严重，江青胡乱说话，影响竟然跑到国外去了。因为她是主席夫人，颐指气使，谁也不敢惹她，所以才把问题反映到这里来。爷爷觉得不能把问题压下来，就画了圈，写了：此事重大，须慎重处理，并报送主席。

据说，毛泽东看了《红都女皇》，气愤难抑，写了对江青的批示“分道扬镳，撵出政治局……

（朱和平：《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页）

此说虽然把《红都女皇》与维特克采访混为一谈，但确也说明中央领导人中当时有人反映此事。购买维特克版权一事，也有雪泥鸿爪可寻。

粉碎“四人帮”一周后的1976年10月12日，华国锋、叶剑英等接见上海马天水等人时，华国锋在讲话中历数江青罪状曾说：

江青和美国女作家维特克谈话，谈了六次，贬低主席，内容下流。“四人帮”逼着外交部交出，特别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亲自写信，找乔冠华把材料要回来。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说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

粉碎“四人帮”以后，张颖又受到叶剑英召见，要她把当时的记录与情况整理出来。外交部成立了由张颖负责的材料小组，宣布“现在部里有责任和必要向中央整理和审查江青一伙的组织，把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经过情况整理出来”。李先念也就此事接见了张颖等人。据张颖回忆，此后还有一些传言，说周恩来为避免维特克书出版的不良影响，令中国驻联合国有关人员，用高价收买维特克版权，使之不能流传。张认为“据我当时所知绝无此事”。更为离奇的是，1992年张接到美国友人陈香梅寄来的美国中文报刊《时报周刊》，内中有文章称通过采访维特克，了解到的内幕是：周恩来利用江青好出风头的特点，刻意安排了维特克采访江青，并让亲信张颖陪同，据此写成《红都女皇》在香港出版，然后周转呈毛泽东，激怒了他，从而使毛、江疏远……（张颖：《江青与“红都女皇”事件》，凤凰卫视口述历史，2005年9月12日）。这种说法当然是荒诞至极的，为人谨慎的周决不会出此下策。

综上所述，我们虽然不能完全解开《红都女皇》之谜，但也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分析：1972年江青在接受维特克采访时说了很多极不得体的话，特别是有关毛泽东在延安的私生活，影响很坏。但当时因为记录稿没有传出去，并没有立即产生风波。而1973年以后香港《红都女皇》的出版，成为导火索，中央有人联系起来向毛反映。可能在很小的范围，比如毛、周、江之间，有过内部处理。

至于毛的那段“立即撵出政治局”的批示，为什么没有在粉碎“四人帮”时作为最有力的上方宝剑公布？仍然是个谜。

尽管如此，可以想见，当毛看到江青对维特克的信口开河、肆无忌惮的谈话记录，并联系起香港出版《红都女皇》的恶劣影响，肯定是怒火中烧。毛泽东过去就对江青的作风和为人颇多不满，只是由于晚年发动“文革”的政治需要，才信任支持江青并容忍了她的一些做法。“文革”后期，这种需要逐渐淡化，大概更多地是出于维护形象的考虑了。因为，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图腾，无法割裂。这也许能够成为从1972年以后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与之疏远，但又不能下决心予以处置的一种解释。（《历史学家茶座》第8辑，原标题为“‘红都女皇’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