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是如何当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

但话说回来，助攻得好也还是有收获，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的活跃表现得到了孙中山的肯定，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时候，孙中山亲自起草了一个名单，钦定他为候补委员。

出任代理宣传部长

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当选候补中央执委的毛泽东被派到了上海的国民党执行部工作。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由胡汉民、汪精卫和叶楚伧负责，而毛泽东则以胡汉民秘书的身份兼任上海执行部组织秘书。由于与叶楚伧有矛盾，所以毛泽东干到12月就干脆请假回长沙了。这段短暂上海经历，对毛泽东来说只是一个小插曲，但也不是毫无收获，正是通过在上海工作的经历，他不仅结识了汪精卫，还得到了这位当时著名国民党左派、孙中山死后的国民党头号人物的器重。

其实，毛泽东和汪精卫也算是有渊源，毛泽东的同乡、恩师，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是汪精卫的挚友，早就向汪精卫引荐过自己的学生。通过上海这段短暂的共事经历，汪精卫对毛泽东的才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尤其对其才思敏捷、文辞颇佳颇多好评。1925年7月广东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之后，汪精卫任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到10月5日，汪精卫以自己事务繁忙为由，特地指名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职务。10月7日，从长沙返回广州的毛泽东正式就职，成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

由于长期偏重军事，不注重政治宣传工作，在毛泽东到任之时，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几乎是死水一潭，没规划，也没有规律，更没有组织，甚至到了宣传都不出广东一省的地步。毛泽东到任之后：

首先就以宣传部的名义在上海开办了交通局

作为中央和各地党机关联络、宣传的机构，嗣后又陆续将交通局扩张到了12个省市。依靠这些交通局作为据点，在当地开展政治宣传工作。

随后，他又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主持全面整顿国民党报刊宣传系统工作，创办了一大批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刊，一时间让国民党的宣传看起来颇有声势。

据统计，到1926年6月北伐前夕，国民党系统出版的报刊有近百种，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更加注重宣传工作的共产党人主持的。

毛泽东自己主持发行的刊物是《政治周报》，这也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创办这本刊物的主要目的，他在发刊词中说得很清楚，除了反击当时的国民党右翼势力的“西山会议派”之外，还要向“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政治周报》的编写工作，以子任、润之等笔名发表了政论、新闻、时评和通讯等20多篇。刊物除了大篇幅用于批判“西山会议派”，还开设了一个叫作“反攻”的专栏，专门刊发短小犀利的时评，注重用事实说话，通过大量事实报道和评论，宣扬在广东政府领导下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揭露国民党右派和军阀势力的阴谋活动。

从1925年10月5日到1926年5月28日，毛泽东一直主持国民党的宣传工作，除了《政治周报》之外，还负责了当时国民党“二大”各项草案撰写和宣传工作报告，直到1926年5月《整理党务案》获得通过，方才不得不辞去部长一职。不过，这时他已经找到一份更加适合的工作——农运。

农运考察报告出炉记

国民党在败退台湾之后，曾出了一部《国军政工史稿》书，在里面酸溜溜地反省当年国共合作道：

“中共分子？？(1)争事不争权。愿在政治部中多做事，而将握有实权之党代表职位尽量让与国民党党员；(2)你不干我干。凡某一政工职务为国民党党员所不愿为，不屑为或不能为者，他们欣然接受，全力为之；？？表现能力，表现服务精神，劳苦毁誉在所不计？？”

无论怎么看都更像是在夸奖中共肯吃苦——事实上就连鲍罗廷也说：“中共是中国革命中的苦力。”

或许是和国民党最开始的人物大都有吃洋面包，喝洋墨水的背景有关，他们在对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似乎总是有那么点隔阂，抓不住，或者说不愿意深入到底层去抓重点。反倒是一贯的“革命苦力”中共对中国社会底层问题非常有兴趣，在农运这个问题表现尤其明显。早在北伐时代，两党对农运问题就表现出了不一般的兴趣取向：中共是一直投入精力狠抓；国民党则是听之任之，中共要搞就搞，中共搞出什么成果就直接作为自己的政绩——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通过了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提出“严禁对农民之高利贷”“规定最高组额及最低谷价”，但整个议案都是中共建议和推动的，会后国民党农民部成立的一个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领导机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9名委员中，毛泽东、林伯渠、谭植棠、阮啸仙、罗绮园、萧楚女等6人都是共产党员。而这个《农民运动决议案》其实只是中共长期重视农运的结果：从1924年7月到1925年12月，中共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名义在广州已经开办了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而1926年5月至9月，刚从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一职卸任的毛泽东，又在广州番禺学宫开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担任所长。为此，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还每月拨给办学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