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人人检讨 唯何人独树一帜搞个人崇拜
2016年07月14日 08:46
来源:人民网 作者:尹家民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大会上的讲话,朱德、陈云在山东、陕西省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都是承担责任,勇于自我批评,这极大地启发和鼓舞了与会者。在此次会议上独树一帜的是林彪。正当刘少奇抛弃了曾经讲过的个人崇拜,林彪却又来大造个人崇拜。
当周恩来讲到“这些问题,我还要在3月的人大、政协会议上作适当的解释,这是我的账,要交代”。
毛泽东扬了扬手:“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深知内情的人都清楚,周恩来曾经大力反对了经济建设上的急躁冒进倾向,是被动卷入“大跃进”这股洪流的。为此,在会下就有人颇为不解地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自己身上。”
周恩来笑笑:“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大会上的讲话,朱德、陈云在山东、陕西省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都是承担责任,勇于自我批评,这极大地启发和鼓舞了与会者。在此次会议上独树一帜的是林彪。
他也讲“三年来发生的毛病”,但“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作用。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
林彪也讲“困难”,但“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林彪反复说明一点:“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这些话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重复了无数次,拔高了无数次。正当刘少奇抛弃了曾经讲过的个人崇拜,林彪却又来大造个人崇拜。
毛泽东没有反对,而加以赞扬。正像当年他当着柯庆施的面问周恩来,这样的文章你写得出来吗?现在他对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又几乎和当年周恩来回答得一样:“我作不出来。”1962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就修改林的讲话致田家英、罗瑞卿的信中说:“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其实,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党内是有分歧的。在1月18日召集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彭真曾披肝沥胆直言:“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邓小平插话:“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彭真接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次日,陈伯达发言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彭真不得不进行解释:“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这些争论,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
七千人大会以后,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被人称作“西楼会议”。
会议上周恩来提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陈云做了有关经济的重点发言,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精彩报告。刘少奇插过一些极为深刻的话:“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措施贯彻下去。”会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于3月14日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和决定,毛泽东同意批发省军级参阅。并且一致商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在庐山会议初期,有人建议仍由陈云出来管经济工作时,毛泽东一度“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还讲了陈云经济思想的正确,但“反右倾”后又是“大跃进”,不但没有启用陈云,反而把中央财经小组也取消了。西楼会议后不久,陈云身体欠佳,到南方休息去了。财经小组在周恩来和两位副组长的主持下,继续研究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
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生产和生活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由于该退的已基本退够,从而开始走出低谷,脱离了险境。(《红墙见证录: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二)》,尹家民著,当代中国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钟鸰 PN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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