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何人提到“揪军内一小撮”让毛泽东极为不满

1967年9月5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说：“早一些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做‘揪军内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群众：不能！)如果把野战军给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群众：不能！)所以不要上这个当，那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不科学。结果弄得到处抓，军区不管好坏，差不多都受冲击了……我曾给北京的小将谈过这个问题。”——江青表白她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贯正确的，而没有一丝一毫的自我批评。

1967年7月“新华社25日讯”，即关于北京百万人集会的报道，其中“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关锋加上康生审定的，康生说他请示了主席，现在他改口称，他没说主席同意了。陈伯达在这个问题上，也极力为自己开脱。

查阅《人民日报》，可以看到，从1967年8月10日开始，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就不见了，可谓戛然而止，这显然是对毛泽东“还我长城”呼吁的贯彻和回应。最显著的证明，要算196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摘要公布1959年8月16日《中国共产党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这件事。按理说，利用这件事恰好大讲特讲“军内一小撮”，并且军报社论已经明确断言彭德怀、罗瑞卿等是“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为公布这个决议而写的社论中都不再提“军内一小撮”，当然也不再说彭德怀是军内最大的“走资派”，而只是说彭德怀有这样或那样的罪行。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说一说，为“补救”受到毛泽东批评的“八一”社论，在8月中旬，《红旗》杂志又写了一篇关于军队的社论，题目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8月19日由新华社播发，登载在8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而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则是9月17日出版的第14期了。

当时，陈伯达不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而且是《红旗》杂志的总编辑，《红旗》杂志为纪念“八一”建军节而发表这样重要的社论，他不审阅，不签字，那是不可能发表的，这不仅是惯例，而且是规定，即他作为总编辑的职责所在。这篇社论，毛泽东批评了，陈伯达说他没看过，显然是弥天大谎。

王力在“文革”后回忆说：“当时起很大作用的还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关锋审改的。陈伯达看到后鼓掌叫好，说‘好极了’。”

这件事，我也问过关锋，关锋说：“毛主席批评这篇社论后，陈伯达说他没看过，并把有他签字的稿子要回去了，这完全是想推卸责任，是小人的做法——对他这一点，我是很有意见和看不起的。”

《红旗》杂志第12期有两篇社论，一篇是纪念“八一”的社论，一篇是专就“七二〇”事件写的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据负责处理这篇社论的责任编辑说，这篇社论中有句话就是陈伯达改过的。这句话原为：“……实际上只不过银样蜡枪头一根”，陈伯达将其中的“蜡”字改为“”字。此语出自《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是红娘讥讽张君瑞的，说：“你原来苗而不秀。呸！你是个银样枪头。”所谓“银样枪头”，即表面像银质其实是焊锡做的枪头，比喻中看不中用；而“银样蜡枪头”，则不通，也无据。编辑们看到陈伯达这一改，深深赞赏和佩服总编辑知识渊博。陈伯达撒谎有术，但是骗不了人。只是当时他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直接关系“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毛泽东不想追究他的责任就是了。

王力在“文革”后回忆说：“8月12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这一问题，虽然不应由我负责，但我觉得自己没有反对，也执行了，便做了自我批评，表示也有我一份错误。但是，江青、康生、陈伯达把责任全推到我的身上来了，实在可笑。”

1967年9月，毛泽东经过两个月的南巡回到北京，据说外交部的王海容去见毛泽东，探听打倒王力的消息，毛泽东只给她念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没说别的，便下了逐客令。唐代罗隐这两句凭吊诸葛亮的诗，毛泽东在“文革”中不止一次地吟诵和抄写过。应该说，这两句诗，确实是毛泽东经过“七二〇”事件后的心态写照，也是他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的心态写照，值得我们认真体味。（《问史求信集》，阎长贵著，红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