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重陈毅为毛泽东祝寿：用微弱的声音要求我要吃面条

1972年元旦在凄惶不安和担心受怕中度过了。

陈毅曾几度昏迷。

第二天午后醒来，陈毅额头上、身上热得烫手，一量体温又发烧了。

这天下午3时，李先念来到病房。

陈毅的耳朵还好使，听到老战友到来，还是费力地睁开眼睛，缓慢、艰难地说：“谢谢你了，老同志了……我不能多讲话。”

在陈毅的病床前，李先念默默地停立良久，当他离开病房时，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

他是流着眼泪走的。

这天深夜，陈毅总算缓慢退烧，神志少有的清醒。

几天前，周恩来特地关照过日坛医院：陈毅同志神志清楚时，须随时向他报告。

当天夜里，周恩来接到医生的报告，立即从人民大会堂坐车赶往日坛医院，直奔陈毅病房。

两人久久地闭门长谈。

以后几天，陈毅又几度昏迷。

一天，陈毅从昏迷中苏醒，认出身边有大儿昊苏、女儿珊珊，嘴里说着什么，好不容易辨别出几个不连贯的句子：“红军……毛主席……路线斗争，坚持原则……”1月4日，陈毅极度虚弱，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张茜领着儿女们守候在丈夫身旁，默默地祝愿丈夫平安，祝愿他尽快从死神的魔掌中挣脱出来，早日康复。

或许是精诚所至吧，陈毅的眼睛动了一下，一会儿慢慢睁开了，嘴唇嗫嚅着，喃喃有声。

他认出了守候在病床边的妻子和四个儿女，显得颇为动情。

珊珊眼尖，知道父亲有话要说，赶快把耳朵伸到父亲嘴边，终于听明白了：“……一直向前……战胜敌人……”这是陈毅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1972年1月6日深夜11时55分，陈毅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

陈毅逝世后，围绕对他的评价问题展开了一场斗争。

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代表的一伙，在陈毅追悼会规格问题上硬要压低标准，仅按军内职务军委副主席安排，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可以不必出席，对陈毅的悼词也大做手脚，在那份不足600字、简历就占了一大半的悼词中，硬要塞进“有功有过”几字，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周恩来处境困难，也不时受到这伙人的无端攻击。

在面对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他尽其所能据理力争。

陈毅作为开国元勋、人民军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共和国元帅、驰名中外的外交家，仅按军委副主席一级安排追悼会，不但是对死者的大大不恭，而且受规格和人数的限制，陈毅生前许多亲朋好友和国际友人都将无法出席。

周恩来为无力改变这一局面而苦恼。

对陈毅的悼词，周恩来为改掉“有功有过”的提法煞费苦心。

在审定悼词初稿时，他斟酌再三，从他处境来说，他无力抗拒江青一伙定下的调子，只能委屈求全地求其次，尽量争取多改一点，改好一点。

他提笔加上了一段话：陈毅“功大于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新四军应渡江深入敌后作战以求发展的指示，在巩固和扩大新四军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

在送审时，他特地附信强调：“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

周恩来实在是用心良苦，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使周恩来感到莫大安慰的，是毛泽东了解陈毅，不赞成对陈毅作有功有过的评价，使得这一有意诋毁和贬低陈毅的图谋得以最终破产。

毛泽东审阅这份悼词送审稿时，冷峻的目光停留在有关功过评价的这段文字上，凝思片刻后提笔划掉了这段文字，随即写了如下批语：“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1月10日下午3时，陈毅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这天中午，毛泽东照例午休。

忽然他缓缓坐起身，对工作人员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周恩来闻讯后，立即当机立断地提高追悼会的规格，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要求参加追悼会的都能参加，同时不再受内外宾限制，设法将此事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夫妇，还增调电影制片厂、报社、电台的摄影师、记者到八宝山，在毛泽东到达之前，一切布置就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