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喝雄黄酒能让白娘子现蛇形？明代前并无雄黄酒

端午节和蛇的联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明代以前端午民俗里并无雄黄酒

驱瘟辟邪的另一种方式是服食或佩挂某些药物。

在古人所用的此类药物中，雄黄备受尊崇，但其功能与真正的药理性质并无十分联系，多数出自附会。雄黄是一种矿物，橘红色，晶体呈有光泽的透明到半透明状，甚富丽，能让人联想到十足赤金和“阳气”。因此从炼丹术风行的南北朝开始，外丹家就把雄黄列为上品：“诸石之中，唯有丹砂、雄黄为上。”“雄黄千岁，化为黄金。服食黄金，命曰真人。”

在神秘主义的指导下，雄黄的应用方式也显得颇为玄幻，比如将它佩戴在身上就能辟邪：“雄黄能杀百毒，辟百邪，杀蛊毒。人佩之，鬼神不敢近；入山林，虎野狼伏；涉川水，毒物不敢伤。”“以雄黄带头上，或以枣许系左腋下，终身不魇。”在家洒雄黄水也能驱邪，而且不能有一丁点阴气沾染：“用真雄黄三钱，水一碗，以东南桃枝咒洒满屋，则绝迹。勿令妇女见知。”

但雄黄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成为端午节的驱邪上品。明代之前端午节驱邪所用的药物，主要是菖蒲、兰和艾。这些芳香草药本身有一定的消毒防疫作用，因而也有了驱瘟能力的附会。《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四民并蹋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

随后菖蒲和艾的应用已经混同，菖蒲也用来佩挂辟邪，还讲究刻成葫芦形或者人形。艾可以扎成虎形，或者“翦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或者和菖蒲一样制酒饮用。这两种药草在端午节民俗中的地位一直保留至今，挂蒲剑、做香囊在一些地方还常常可见。

为何早期端午民俗中没有雄黄的位置？因为彼时雄黄产量很低，价格昂贵。韩愈写过：“医饵之药，其物多空青、雄黄诸奇怪物，剂钱至十数万。”正如很多补药如冬虫夏草、铁皮石斛一样，雄黄也是“物以稀为贵”，名声建立在低产量、高价格上。唐宋时期，喝雄黄酒恐怕是一件烧钱的事情，非普通百姓所能消受。

雄黄开采一次，需要相隔数年甚至数十年。如此难得，丹药家还要挑剔产地。陶弘景等诸家皆言，雄黄以武都（今甘肃陇南）者为上，因为战乱频繁，“近来纷扰”，只能用当时称为“新坑”的湖南石门雄黄中的上品来替代，然而一般被视作低端代用品，称其“劣”。但即便是被人看不起的石门雄黄，开采也异常艰难，《水经注》云“凿石深数丈，方见佳黄”。

在郦道元的笔下，采雄黄并不是为了丹用药用，而是为了祭祀。到明代，雄黄逐渐有了更多工业用途，包括丧葬防虫蚁、泡水喷洒住宅防虫、制作印泥和颜料、制造烟火药等。在产业需求下，雄黄开采量激增，价格也随之走低，普通人家终于可以把当年炼丹家笔下的神品拿来和菖蒲一样泡酒了。

南北朝时人即认为，雄黄对驱蛇也有效用。《抱朴子》曰：“带雄黄入山林，即不畏蛇。若蛇中人，以少许敷之，登时愈。”这一古老观念，在端午和五毒挂钩的明清又被重提，就有了端午喝雄黄酒可以驱蛇的这一套新说法，这就是白娘子在端午节喝雄黄酒现原形一说的背景。

雄黄背后的血泪史

然而，采雄黄直到近现代仍然相当艰险，开采一次需要数百人一起作业，攀缘而下至数百米深处再人工背出，“下井一根绳，车水一根竹，照明一盏灯，采黄一支签，背黄一个篓”，而且毒性极大、矿难频发，“黄气浸渍，毛发伫赤，已复人色。不幸岩崩水溢，牵相与纵窟葬其中”。清代，石门雄黄矿发生两起大塌方，每次死伤近百人。更有甚者，1902年九澧公司采黄时，强迫矿工加大油灯，引发雄黄大火，毒死烧死矿工523人。

更不幸的是，用血汗换来的雄黄，其实只是“微有特异臭气”，许多现代人做过实验，蛇对这种气味并无反应。雄黄加热或燃烧后，确能发出强烈的大蒜样臭味，加上燃烧发烟，能够达到驱蛇效果，但人是和蛇一样会被毒害的，因为雄黄的氧化产物是二氧化硫和三氧化二砷，前者可引发急慢性中毒，后者就是闻名遐迩的砒霜。

所以，雄黄酒加热饮用，相当于服用小剂量砒霜。那么不加热能喝吗？同样不可以，因为天然雄黄矿常含有浮选法无法去除的杂质，包括可溶性砷和砒霜类价态砷，可导致急性中毒。即便是高纯精制雄黄，其中的砷长期摄入体内后具有强致癌作用，也一样是不应服用的。

湖南石门县鹤山村雄黄矿区，村民因砷中毒，手脚开始长出黑色斑点，最终会溃烂并转为皮肤癌。

假如开药店的许宣生活在今天，依照1988年颁布的《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雄黄属于生产销售受到国家管制的毒性中药，若许宣随意卖出，临安府食药监局就该找上门来了。我国目前药用雄黄唯一产地是开采了1500年的石门矿区，因长期采矿及土法炼砒，周围居民有数千人患砷中毒，其中有很高比例已经转化为癌症，甚至一家七口因癌症辞世，十分惨烈，被媒体称为“毒地”。

雄黄辟邪驱蛇只是古时传说，用现代科学的眼光看，其本身的毒性并不下于虫蛇。为自己、为他人计，端午节喝雄黄酒都不可取，既有中毒伤身之虞，又有许宣白娘子的爱情悲剧前车之鉴。何不和心爱的人一起做艾虎、剪菖蒲、看龙舟、吃粽子，过一个欢乐祥和的端午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