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卷宗里的秘闻：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上海发生了什么

渔阳里红色弧光引来密探记载

新年到了，租界的洋人们正沉浸在跨年的兴奋中，北洋政府依旧在分割、动乱中履行行政统治。就在元旦这天，上海《星期评论》周刊发表《红色的新年》的新年宣言：

“一九一九年末日的晚间，有一位拿锤儿的，一位拿锄儿的，黑漆漆地在一间破屋子里谈天……他们想睡，也睡不成。朦朦胧胧的张眼一瞧，黑暗里突然的透出一线儿红。这是什么？原来是北极下来的新潮，从近东到远东。那潮头上拥着无数的锤儿锄儿，直要锤匀了锄光了世间的不平不公……这红色的年儿新换，世界新开！”

时处危局，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让新兴知识分子发出红色新年的呐喊。而随着陈独秀南下上海，舆论界的南北执牛耳者有了地理和思想的交集。

不久后，陈独秀住进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的石库门里弄，《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由北京再迁回上海。仿佛有着神奇的磁力，这里先后聚集了李汉俊、俞秀松、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等一批新文化运动者和早期共产主义者。上海已成为输出新文化范畴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聚集地。

就在酝酿筹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日子里，一本薄薄小书——《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如同下了一场及时的春雨。这本译作气势磅礴，富有鼓动性，始译后便成为千古名篇。上海市档案馆保存了一本1920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因其珍稀罕见，已被列入“上海市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就在渔阳里逐渐升温的建党过程中，苏俄对中国由关注的目光转化为实际的行动。1920年3月，列宁和共产国际决定，由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首要任务就是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团体，组建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代表团一行五人以俄文报纸《生活报》记者的身份，于1920年4月初来到北京，经李大钊牵线，旋即来到上海拜晤陈独秀。他们的负责人是维经斯基。

一时间，群贤毕至，聚集上海滩，渔阳里红色弧光初现。

频繁的聚会活动，引来租界当局关注的目光，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警务日报》的密探记载。

历史承接与演进中迎来新拐点

既有证据，租界警方为何不采取行动？这得益于在中国大一统格局中，“上海华界与公共租界、华界与法租界之间、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出现了城市管理的一道道缝隙”。

这是物理意义上的缝隙，更是制度意义上的“缝隙”。对于早期共产主义的活动乃至中共成立后领导的政治斗争，提供了一个政治活动的缓冲地带。

上海共产主义发起组成立后，发起组的部分成员又分赴各地组建党小组，经过组织与联络，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东等地先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一个共产主义的火苗，开始在中国大地悄然擦亮火花。

共产主义不是流于理论止于实践。一批早期共产主义者脱下长衫，走出书斋，深入工人群体中，赋予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深厚的工人运动基础。

而到1921年，在历史的承接与演进中，迎来近代中国的新拐点。

租界里的文化出版政策步步紧收，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编辑的刊物也陷入步步惊心的境地。1921年初《新青年》月刊的出版被破坏，8卷6号“排印将完的时候，所有稿件尽被辣手抓去”。初春不久，《共产党》月刊正排出第3期，突遭租界密探查抄，编辑部只得在此期一页空白纸上写下“此页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一行字。

1921年五一节之前，在共产党发起组的领导下，召集学校、社团、报馆中进步人士在渔阳里6号开过三次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筹备会。而这些活动，均被《警务日报》进行了密集记载：

“24日，早上9时10分。在霞飞路（AvenueJoffre）渔阳里（YuYangLee）6号召开的会议讨论了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方式和途径，会议有34人参加。会议决定于五月一日在圣凯瑟琳附近的公共娱乐场举行大型集会……可能会参加五月一日的会议。要求商店关门停业，在五月一日悬挂旗帜。会议还决定了于4月28日晚上7时举行另一个会议。这次会议由李启汉（LiChi-hoen）主持，于晚上12时20分结束。

29日，关于五月一日庆典准备联合会的会议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晚上8时召开，会议主席是李启汉，大约20个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派出四人去区龙华警备司令部访问，并要求准许他们在五月一日的西门公共娱乐场举行大型集会。由于两名法国警方的中国人警探的出现，会议讨论内容受到了相当的限制。会议于当晚10时结束。

30日，法国警方代表又去到了渔阳里6号，也就是五月一日劳动庆典准备活动的总部。警方搜查了该处并发现一些传单。他们还警告与会人员不要在这里开会。会议组织人员散去了，新来了几个学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