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美国欲帮助中国造原子弹：要不要派人来学？

1948年8月，北平研究院决议聘请钱三强为该院雷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定月薪600元。8月，北平研究院向政府上报铀矿和专门人才资料，报告中写道：“镭所钱三强先生在法国研究原子能学不久可返。”

还有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也于1946年决定，尽速致函尚在国外的几位物理学家邀聘为中研院物理研究所专任研究员。钱三强于当年收到中研院总干事萨本栋发出的邀聘函。萨本栋的信中还提及，准备购置设备，充实物理实验条件。1948年3月7日，钱三强归国前给梅贻琦的信中，也谈到了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大学发展原子能的事情。

然而，历史没有给民国发展原子能科学的机会。

民国末的“原子梦”为何没能实现

原因之一：学界的各自为政，难求合作

在民国末年，因师承关系、学术出身等缘故，中国学界的门户观念很重，大牌学者之间沿袭了“文人相轻”的传统痼疾，导致合作困难。据叶企孙日记载，1947年6月7日，叶企孙“偕培源、重衡（霍秉权）进城访树人（饶毓泰），谈北大、清华及北研（院）关于设备原子核物理实验之合作可能，发现树人与慕光（严济慈）、润章（李书华）颇有暌隔，三机关合作恐不易也。”

1948年8月2日，叶企孙在给梅贻琦的信中写道：“此次之谈系润章（李书华，北平研究院副院长）兄所约，可见彼现已认清合作之必要。结论为宜由三机关向政府合请外汇（以三年为期，每年美金九万元）。润章兄并未约树人（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兄参加，但受业表示意见，谓宜邀请北大参加，倘北大对此合作计划不起劲，只由清华与北研院定一合作计划，亦无不可。吾师有便时，请再与润章兄一谈。”由此可知，北大因学者之间的隔阂而游离于清华、北研之合作计划之外。

其实就在1948年9月，钱三强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也公开表达了他对中国学界之藩篱的不满：“这次，我回到祖国，看到国内科学界的情形与若干年前没有多大区别。各大学门户之见甚至各系之间的相互摩擦依然存在。诸位是未来科技界之后备军，我希望你们将来进入社会要根绝这种毛病，要打破为清华，甚至为清华物理系努力的观念，你们要努力的是为整个中国物理界！”

原因之二：美国的干涉

1948年6月10日，钱三强回国抵上海。因行李被扣，在等待行李的日子里，钱三强在上海、南京、苏州的活动很丰富。然而，就在钱三强频繁在东南活动的时候，他的行迹与建议也引起了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警觉，并向中国方面质询。

7月19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卡尔·H·勃林格致函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有报告说，北方一组科学家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在北平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根据美国大使馆得到的情报，一位姓钱的先生将领导所提议的这个研究中心。据报告，钱先生是法国约里奥-居里夫妇以前的学生，他发现了一种产生原子能的方法。我将十分感激您对这一报告所提供的任何情况。如蒙允许，你对这一事件发展为我提供的真实情况和您对任何相关进展的可能性所做出的评论，将受到重视。”

萨本栋感到事情重大，立即给清华校长梅贻琦和北大校长胡适发密电：“美大使馆函询北方科学家拟请政府准在平创立原子能研究室，并称已定由钱三强主办，查此事果系在平设置亦不应于此时即事宣传，因所需仪器待美方供给者尚多，随时均有冻结可能。为政不在多言，务请转告负责宣传者注意，以免事未成先遭忌而失败。”

第二天，萨本栋再次致电函梅贻琦：“昨得美国大使来函，询问北方科学家拟请政府在北平创立原子能研究室，并云已定由钱三强主办一节，窃以此项宣传，似非其时，曾电请转促注意，兹敬将原电文附呈，至恳。”

7月29日，萨本栋第三次致函梅贻琦和胡适，且附寄了美方的原查询函复制件，并在英文函件上亲笔写了两处中文提示：“来函者对于国内原子研究已多次来院询问究竟，此为第一次之书面询问。外此，尚有其他为外交秘密不便奉告。” 这表明，一方面梅贻琦应是写信问过萨本栋此事原委；另一方面，美国大使馆确实对此事盯得很紧，故而萨本栋极为重视，多次给梅、胡发函。

1948年8月底，钱三强抵达北平后，发觉各方对原定的筹建计划都不再谈起，困惑不解。可以认为，正是美国大使馆的介入，使在北平建立一原子能研究中心的计划“遭忌”而落败，而此事又涉及机密致使钱三强被蒙在鼓里。

原因之三：国民政府的危局

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原子弹研制计划夭折的另一原因，是国民党岌岌可危的局势以及由于国共内战庞大的军费支出。

1947年4月21日，“国防部部长”白祟禧建议设立“中央原子物理研究所”，同时增加“国立物理科学所”的相关研究设备，要求拨给经费140余万美元，外加第一年补充设备费100万美元，共为240余万美元。蒋介石亲笔批复白祟禧的签呈：“目前国库支应浩繁，外汇亦须节用，所请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一案，似应缓办。”尔后，战局愈来愈不利于国民党，“缓办”两字也为蒋介石的原子弹大梦谱下了休止符。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