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性技术：影响大国军事博弈，或改变未来战场格局

　　谁与争锋：世界主要国家加紧颠覆性技术研究

谁掌握了颠覆性技术，谁就会抢占未来战争的制衡权。当前，世界主要军事大国都非常注重颠覆性技术的研究，尤其在国防和军事领域，主要通过以下四种形式牵引推动颠覆性技术的发展。

一是建立灵活高效的专门机构。如美国1958年成立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其研究重点是“技术突袭”，而能够构成“技术突袭”的那些技术实质上都具有颠覆性含义。1998年，DARPA专设了“颠覆性技术办公室（DTO）”，重点研究方向包括量子计算、数据挖掘等。俄罗斯于2012年成立了面向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未来研究基金会”，效仿DARPA捕获包括颠覆性技术在内的新兴前沿技术机遇。法国也在国防部武器装备总署内设立了“探索与先期研究处”，创新、管理、探索颠覆性技术。韩国也在积极谋划建立类似机构，试图借鉴各国成功经验促进颠覆性技术的诞生和发展。

二是开发和设计重大国防需求牵引。军事需求永远牵引着新技术的发展方向，才能使新技术有效抵消敌方势力改变对抗局面。美、俄、英等国围绕战争关键阶段的生死较量和制衡国际持久对抗力量的针锋相对，积极将科技重大突破快速转化为战争制胜和战略对抗的优势。有的技术直接产生于世界大战，有的则产生于国家间的冷战抗衡。如美国发展的隐身技术，就是与前苏联相互较量的结果；发展夜视技术也是试图改变自身弱势，避免重蹈不擅打“夜战”的覆辙。近几年，美国一直延续着这一冷战思维，通过设计未来战争模式、创新战争形态理念以及试探挑衅对手来判断分析优缺点等手段，设计新军事需求牵引颠覆性技术的发展。

三是扶持基础研究和交叉学科研究。基础研究是一切新技术的源泉和根基。夯实基础研究，融合交叉学科是重大技术突破口。各国经验表明，发展颠覆性技术取得的成效，都源自该国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无论是对军事需求开展攻关获得颠覆性技术，还是通过转化重大科技突破获得颠覆性技术，都必须夯实基础研究。例如，二战时期英国能在英吉利海峡防空作战中成功应用雷达技术，归功于麦克斯韦尔方程等电磁理论的突破；20世纪60年代，美国能造就激光技术的产生和应用，归功于DARPA和海军研究办公室对原子光谱学研究的持续资助。晶体管、真空电子管和大规模集成电路等领域的研究，都是在传统优势技术领域发展的同时，更致力于颠覆性技术发展的结果。

四是建立军民结合的技术转化应用机制。颠覆性技术与其他新兴技术一样，都要经历从实验室孵化到产业应用的成长过程。美国除了军方外，企业、高校也都开展了颠覆性技术相关的研究。军民互动、军工与企业互动、军事需求与市场需求相结合，促进颠覆性技术的培育和生产。例如，美国国防工业界于2004－2013年间组织召开了10届颠覆性技术年会，为军方和民用遴选识别颠覆性技术提供了有力的决策支持。美国情报界分别于2008年和2012年发布的两份报告，对到2025年和2030年可能出现的具有潜在颠覆性作用的民用或军民两用技术进行了预测。西点军校自2009年起开设了“颠覆性创新”课程，DARPA、海军研究办公室均对其进行了资助。美国等国家为推动颠覆性技术快速发挥作用，已经建立了相对比较完善的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应用机制，为孵化颠覆性技术提供了基础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