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长征中称哪位中共领导人为“明君”并为他做媒

学者何方在其著作中说：“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陕北肃反错误、释放刘志丹等人，是张闻天直接领导和亲自处理的。”（《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中共中央领导处理“陕北肃反”问题重要的历史见证人，张闻天夫人刘英的回忆也明确谈到了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问题的史实。刘英回忆：“闻天抓得很紧。错误很快得到纠正。十一月下旬就为刘志丹、习仲勋等彻底平反，被关起来的红二十六军干部也都放了出来，恢复了他们的工作。”（《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陕北肃反”期间担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的郭洪涛在回忆中也明确地讲到：“具体处理过去的冤案，释放刘志丹等同志，这些工作都是张闻天同志领导的。”（《郭洪涛文集》）

毛泽东为张闻天当“红娘”

遵义会议后，作为总书记的张闻天和负责军事工作的毛泽东互相信任，密切配合，使红军度过一次次艰险。特别是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的危急时刻，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团结一致，使党和红军脱离了生死攸关的险境。

并肩战斗让他和毛泽东结下战友情谊。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就为他的婚姻积极筹划。毛看到担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不错，有意促成这段婚事，给她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刘英说：“我不要结婚，我怕生孩子。你看贺子珍，怀孕了还在行军，生孩子也放在老乡家里，这个样子怎么行呢？”毛泽东笑道，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嘛。他扭头念起前些日子行军时写给张闻天的打油诗：“洛甫洛甫真英豪，不会骑马会摔跤……”刘英听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毕竟有些难为情，赶紧走了。后来，温文尔雅的张闻天在一次炭火上煮醪糟给刘英吃时，鼓足勇气挑明说：“我们的关系是不是进一步呀？”因张闻天是她敬爱的总书记，她根本没往“恋爱”上想。离去的路上却回忆起与张闻天交往的一桩桩往事，觉得他不仅可敬，也可亲可爱，也就慢慢慢慢加深了感情。红军落脚到瓦窑堡后，在邓颖超、博古、罗迈等同志的撺掇下，他俩终于喜结连理。从直罗镇打完胜仗的毛泽东一进窑洞就嚷道：“你们要请客！结婚不请客不承认、不算数！”碰到这种开玩笑的场合，闻天口讷，刘英却泼辣：“拿什么请啊？又没钱又没东西！”毛还是不放松：“我倒是真心给你们贺喜来了，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呢。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当今洛甫作皇帝，又爱江山又爱美人。”

这首诗除庆贺外，还将张闻天的民主作风夸了一番，算是补了“闹新房”的一课。

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

1935年夏季，日本侵略华北的行动急剧升级，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达到空前深重的地步。张闻天就思考着如何实现停止内战，进而转变为直接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战。1935年11月13日，他主持西北中央局会议，明确提出实现战略转变的任务和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当毛泽东和周恩来回到瓦窑堡后，张闻天即于12月17日在他和刘英住的窑洞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受政治局委托，张闻天起草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统称《瓦窑堡会议决议》）。为传达会议精神，12月27日，党中央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著名报告，在全党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张闻天就重视联合东北军的工作，并在党的文件中明确“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愿在共同抗日三条件下同一切抗日反蒋的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11月20日至24日，直罗镇战役胜利后，张闻天于26日致电前线的毛泽东，提出对所俘东北军军官优待政策：“为了扩大我们抗日反蒋的影响与同盟者，此次所俘东北军军官中（师长亦在内）应给以优待，晓以抗日反蒋大义后大都释放。同时表示，红军不但不杀白军士兵，而且也不杀军官，以进一步瓦解白军上层。”这一政策的实行，在东北军与中共中央建立直接联系上起了很大作用。

1936年4月9日晚，从瓦窑堡赶到延安的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城内天主教堂进行彻夜长谈，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识。4月中旬，因受蒋介石指挥，东北军一部向瓦窑堡和安塞进攻，导致工厂、医院一片废墟，毛泽东和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决定撤离瓦窑堡，于7月11日到达保安。不久即灵活正确处理了张国焘分裂红军阴谋，于11月21日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西安事变中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和平解决事变方针问题上经历了一个短期的曲折变化过程，前后变化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蒋介石的处置方针问题。

事变爆发之初，在13日党中央召开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多数人的意见是主张“除蒋”“审蒋”的，反映这次会议初步方针的公开文件是12月15日发表的《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电文发布不久，党中央根据对形势的全面考察和周恩来赴西安后争取和平努力的尝试，迅速改变了原来不成熟的方针。中共中央在12月19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的发言作出这样的分析：“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揭破妥协派”这个表述，就是指明这个行动是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妥协派在抗日问题上妥协动摇的一次揭露和打击，这不但准确地概括了事变发动者的本意，而且由此推测到事变积极意义方面可能发展的前途。他在发言中提出“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这一独到见解，“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具有总纲性的结语，实际为我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指出了根本的方向。当时留在保安的两个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和张闻天一起运筹帷幄，作出和平调解事变的最终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