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北京因在哪项数据上成全国倒数第一遭到批评

开会回来以后，谭震林亲自到北京市来指导、帮助北京抓农业生产。7月4日，他来京召开区委书记座谈会，提出北京郊区农业生产的方针是满足北京市副食品的需要，要做到丰衣足食，并提出了具体指标：要求北京郊区农业生产要站在全国第一位，明年要没有低产作物，小麦亩产千斤以上，玉米5000斤以上，谷子3000斤以上，高粱4000斤以上。并对农具改革提出了具体要求，限期10月1日前把郊区农村各种运转工具都安上滚珠轴承。7月28日，他和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来京召开市农业部分领导干部座谈会，彭真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他指出，郊区有的地方庄稼长得不好，应该承认是下游。人家谷子2万斤、3万斤（亩产），水稻5万斤（亩产），你们要组织去看看。他还要求市农业战线领导破除保守思想，跟上全国形势，使北京出现农业大跃进的局面。会后，抽调人员成立规划小组，研究编制规划。市委于7月29日召开了郊区农具改革会议，要求在8月底前各种运转工具实现滚珠轴承化。一时间，郊区农村掀起了农具改革的热潮，男女老少齐上阵，参加磨轴承。结果，由于原材料不合格、技术不过关，许多手工磨出来的滚珠安到农具上都不能用，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天坛农业跃进誓师大会

1958年8月间，“大跃进”的气氛越来越浓。继小麦亩产“卫星”之后，早稻、花生、白蓣等作物都相继放出了亩产“卫星”。《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文章。大家你追我赶，唯恐落后。8月17日，市委在天坛公园召开了农业跃进誓师大会，市、区、乡、社各级干部1.5万余人参加。彭真出席大会并讲话，号召群众破除迷信，穷干苦干，力争秋季大丰收；要求干部充分发动群众，做好种麦准备，种好试验田，争取明年小麦高产，力争郊区农业站在全国最前列。会上，各郊区（县）负责人竞相争报粮食增产指标，提出大搞试验田和高产奋斗目标。有的提出，“没有低产作物，只有低产思想”；有的提出，麦地要深翻1尺到2尺，施肥153斤以上，每亩下种45斤以上，直到200斤；在当时争着“放卫星”的氛围影响下，有的甚至提出了小麦亩产“不要一二三（千斤），要四五六（千斤）”的口号。调子一个比一个高，谁也不甘示弱。

会上提出的指标和措施，显然是脱离实际无法实现的。会后，彭真即让市委办公厅打电话通知各区区委书记，会上挑战提出的指标没有经过群众讨论，不算数。要充分发动群众讨论，实事求是定出增产目标。但是在当时“大跃进”的高潮中，人们怕被戴上“右倾保守”的帽子，往往身不由己地跟风走，高指标、浮夸风也就跟着泛滥开来。

秋收的时候，通县永乐店公社曾被报道一块水稻田亩产超过了万斤。我跟随领导到现场看过，原来是在水稻快要收割之前，把周围田里的稻子移栽挤到一块田里，密密麻麻，人还可以站在上面。产量显然不实。针对这些浮夸不实的做法，刘仁同志曾在区委书记会议上说，报粮食产量一定要实事求是，如果粮食没有那么多，你胡吹瞎报，这有让老百姓饿肚子的危险。咱们鼓足干劲了，产量没有人家高，落后就落后。当年11月，市委理论刊物《前线》创刊，发刊词《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中明确提出，“既不能右倾保守，也不能单凭主观的热情，盲目地蛮干”，“不能凭灵机一动的‘本能’办事，不能按照片断的材料和表面现象办事，更不能像风筝、氢气球一样，随风飘荡，即跟着空气办事。总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任意乱干”。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恰似一副清醒剂，对教育干部、减少工作中的失误发挥了积极作用。

调整政策科技攻关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泛滥开来的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力遭到破坏，使得农产品短缺，市场供应紧张，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加之1959年遭受洪灾，1961年又遭干旱，郊区农业生产连续减产。与1957年相比，1960年粮食总产量下降29.3%，蔬菜亩产量下降43.9%，全年交售商品猪数量下降24.3%。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央于1960年11月间相继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人们简称“十二条”）和《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纠正工作中的错误，整顿人民公社。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又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北京市委按照中央的部署，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深入调查研究，调整农村政策，系统培训农村各级干部，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把农村工作放在突出的位置，紧紧围绕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开展各项工作，并由彭真同志、刘仁同志亲自抓。

经过紧张有序的工作和各级干部、广大农民群众的艰苦努力，到1962年下半年，北京郊区农业生产得到较快恢复。当年11月，市委三届二次全会（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郊区当前农业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以农业技术改革为中心，迅速把郊区农业推上新的发展阶段，力争在7年左右的时间，建立起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的基础，全面发展农业生产，争取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耕地平均亩产400斤的指标。市委要求加快农业科技的研究和推广工作，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科学成果，充实科技力量，培养人才，壮大农业生产战线的科技队伍。当年底，市委、市人委又召开全市农业工作会议，进一步作出部署。

会后，全市有关部门积极行动，大力配合，采取措施，加强农业科技工作。首先，在中央有关部门和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帮助下，市委吸收各方面的专家去调查研究，制定了农业技术改革规划（草案）。其次，充实、加强农业部门的专业技术力量，增加分配到农业科技机构的大学毕业生数量，并在郊区各区、县建立农业科技办公室。最后，聘请专家、教授分别成立了市小麦、养猪技术指导小组，深入生产第一线指导生产技术工作，积极开展农业科学试验和技术推广工作。1963年，市、区（县）农业科技部门与国家在京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协作进行试验研究的项目达769个，并在郊区建立起一批试验基地。市科委还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制定了《1963年—1972年北京市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针对郊区农业生产中面临的突出问题，规划安排8项重点科研任务。

1964年2月，北京市第一次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市、区（县）各级领导干部、专家、科技工作者和农民代表共700多人。会议要求各级领导要把群众的革命干劲引导到科学实验上来，采取“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的方法，开展农业科学试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