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如何疏解北京人口问题？

清代如何疏解京城城市人口？

雍正二年开始

外迁八旗兵丁及家眷

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定都北京后，基本上沿袭了明代的城市管理制度，但顺治初定都北京即于内城“分八列旗，拱卫皇居”，并迁移内城汉人之官民商贾于外城，推行兵民分城居住。清初北京内外城人口约11.7万户，55.6万人，其中内城八旗人口计约8万户，40万人。

随着政权的稳定，北京人口不断增加。一是关外的满洲八旗和蒙古八旗居民不断迁往北京；二是外省到京城谋生的人不断增加；三是进京投亲靠友的外省人增多。据《古代北京城市管理》记载：乾隆末年（1795年），北京内外城人口约15.74万户，74万人，其中内城约11万户，50万人，外城4.74万户，24万人。

面对北京“户口日繁，待食者众，无余财给之，京师亦无余地处之”的压力，清政府从雍正年间至乾隆年间先后采取多项措施疏解人口。

首先是将部分驻防在内城的八旗兵丁及家眷移至外城或郊外，按镶黄、正黄、正白、正红、镶白、镶红、正蓝和镶蓝等旗分别建房于城郊，移内城兵丁携眷分驻，至乾隆中期，清政府于四郊建造营房累计达4.8万多间，派驻京师八旗子弟人口总计约8万余。其中雍正二年（1724年）在圆明园建造营房1万间，分驻八旗护军5700多人。乾隆十四年（1749年），于香山设立健锐营，常规编制2000多人，另有家眷等。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设蓝靛厂火器营，有各种营房、官房1700多间，“额设鸟枪护军2643人，养育兵708人。”同时还将部分八旗兵丁及家眷派驻北京之外的省份驻防，雍乾两朝先后迁出驻防官兵及家眷共约9万余人。

随着京城八旗人口的膨胀，京师闲散旗人的生计越来越困难。清琴川居士所辑《皇清奏议》称：京城“房地减于从前，人口加于十倍。”“虽百计养之……终非久远之谋。”京师闲散旗人“举数十万不士、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于王家，而可以为治者”，所以这些闲散旗人被视为重点疏解对象。据记载：雍正二年，以京畿新城、固安官地341顷制为井田，令无业旗人屯种。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再次疏解闲散旗人，原定计划三千户，分为六旗，每年派遣一旗，每旗500户，仍是按旗摊派，而且规定要“择其族众，有眷属者拣派”，眷属一律不准留京。四年间，从北京遣往拉林（今黑龙江省五常市）、阿勒楚喀（今哈尔滨市阿城区）的京旗闲散人有两千多户，近万人。雍正至道光四朝，前后又迁移京师闲散旗人包括闲散宗室约两万人，于东北及畿辅等地屯种。

清康熙及雍正年间初期，有大量外省人涌入北京，谋取生计，被称之为“流民”，由此使京城人口迅速增加。为此，雍正初年提出“就食京师流民，清查口数，资送回籍”，此后又规定：“闲散游荡，立宜摈逐。惟候补、候造之人，读书之人，贸易生理之人，方可听其在北京居住。”

对外来人口严格控制，首先是对外省来京的官员、胥吏（基层办事人员）和文人住京有严格的限制。由于京师实行“满汉分城居住”，汉员皆侨寓南城。二是长期居住在北京的外来人口，按流寓人口编定保甲。租住民房的客民，必须有切实可靠的保人，也就是以房管人。“官府按月点卯，酌量分定日期，俾得逐一查照循环号簿，详细诘问，毋许容留来历不明之人。”

乾隆年间为获“京籍”行贿将受严惩

受贿官员被查处后遭重笞革职并流放

为获得“京籍”，曾有“流民”私下里贿赂兵马指挥司官员。据《清代野史大观》记载：乾隆年间，南城前门外廊坊头条有邓姓商户，在京经商多年，但无“京籍”，便私下里给了南城兵马指挥司副指挥（正七品）唐某三千元的银票，请其将自己的名字纳入坊巷号簿之中，不想此事败露，二人均被惩办。邓某被处罚银及枷号两个月，唐某被革职，重笞后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市）。由于对外来人口严格控制，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北京内城居民为45万人，外城居民为30万人，低于明朝盛期的85万人。

清朝退休制度规定，年满60岁的官员即可退休，退休后官员仍名列官籍，享有免税免役特权，并有向皇帝陈诉地方政务情况的权力。退休官员一般均回原籍养老，仅有少数高级官员可留住京城。《清代官职》载：“凡京官革职、休致、解任，严催起程。”即使留居京师，“亦多占籍大兴、宛平二县”，即搬出内外城，到京畿居住。清廷要求“各部院衙门书吏，五年役满考职后，即严催回籍。若潜匿京城或私自来京，均要问罪。”

尽管朝廷对退休官员回原籍养老有宽厚的“政策”，但仍有不少人不愿离京返乡。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临桂（今广西桂林）人陈宏谋奉调进京，历任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最后官至东阁大学士。八年后因病且年逾古稀辞官，但想留在京城久居。乾隆皇帝亲自到陈府做其“思想工作”，劝其返乡，并设酒席为其饯行，同时御令其回乡所经过之处的地方官员要在20里内料理护行。陈宏谋深感皇恩浩荡，10日后带着家眷及佣人30余口返乡。乾隆皇帝此举使不少退职、辞职官员打消了留京久居的念头，纷纷离京返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