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感慨清末剐刑：搞得精细而科学 令人叹为观止

“灯心草”与“杀千刀”

“这种场景，除非有极重要的特别原因，是没有什么人愿意目睹第二次的。”

广州的杀人刑场，位于人口稠密的南郊闹市中。那是一块窄狭之地，南北向，长约四十五六米，北端宽七米多，向南渐窄，最南端宽不过四米五左右。顶头是一扇极厚实的门，行刑的时候关闭并派人把守。

刑场的东侧是一堵封死的砖墙，约有三米半高，是一些民居和小货栈的后墙。靠着此墙，离刑场两头差不多同样距离的地方，竖着一个架子，上面总挂着一些腐烂程度不一的人头。架子北边，沿着砖墙搭了一个棚子，那是刽子手等候犯人到来的地方。行刑时，监刑官就坐在此棚下。

这一块比普通船甲板大不了多少的地方，1851年的前八个月里，已有四百人被处死。

“正在腐烂的人头的腐臭，与浸着人血的土地遭太阳烧烤生成的水汽发出的恶臭，混杂在一起。”密迪乐这样描述他最初的感受。他看到：

有四具尸体，以他们倒地的姿势横躺着，他们身首分离，两头猪在中间拱来拱去，忙着吃从尸体淌出的滩滩血水。约7码（6.4米——引者注）远的地方，在一家陶器作坊倚门而坐的一位妇女，眼瞅着这一场景，同时呵护着膝上的一个一两岁的小孩。两人都瞪圆眼睛，这不是因为瞧见了猪的吓人举动——这对她们来说司空见惯，而是看着我们这些整束奇异的外国人。

1851年7月29日晚，密迪乐听说有34名叛乱分子或是匪徒将在第二天8点到10点被行刑处死，30日早上约8点半钟时，他和两位在广州居住、此前从未见到处死人犯的英国人，来到了刑场：

我们看见现场仅有一些最低品级的侍从。地上有一个洞，旁边一个粗糙的十字形木架子斜靠着墙，这表明有人要受到最严厉的刑罚处置：活着被剐，这称为凌迟（一种羞辱且缓慢痛苦的死法）。北端棚子前几步远，有官员坐于其下，地上烧着一堆带香味的木头。

密迪乐他们意识到，站得过于靠前的人可能会被赶开，就很明智地站在通道南端角落的一堆干垃圾上，这里略微高出地面，视野甚佳。

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我们往手帕和衣领上喷洒了不少花露水，大队官员终于到来了。十字形木架立起，插入事先挖好的洞中，衙役们开始用藤条鞭赶乱哄哄的人群。有一个人挥手示意让我们离开，但我平静地用中文告诉他，除非官员特别要求，否则我们不会走。后来，就再没有人来打扰我们了。

不速之客“赴”刑场

“正在腐烂的人头的腐臭，与浸着人血的土地遭太阳烧烤生成的水汽发出的恶臭，混杂在一起。”密迪乐这样描述他最初的感受。

这33名罪犯斩首后，还是这个刽子手，用鬼头刀继续对十字形木架上的首犯动手。首犯赤裸上身，只穿了一件肥大的裤衩，他也是中等身材，体格强壮，四十来岁的样子，离密迪乐他们约30米远：

他的侧面朝向我们，前额上有两个刀口，他被切掉左乳房并割下了大腿前面的肉，但我们不能看到整个恐怖的行刑过程。从第一刀到尸体自十字形木架上卸下并被砍掉脑袋，总共约四五分钟。

凌迟犯人时，没有谁拦住密迪乐等人上前看个究竟, 但他们的好奇心，尚不足以战胜要“跨过一些死尸和过一滩滩的人血”的恐惧，现场那些仍然上下起伏的胸脯和颤抖的四肢，还有残余的呻吟声，足以令他们望而却步。

在整个行刑过程中，密迪乐还不无惊讶地注意到：

我们站着的地方，没有听到一声叫喊；我还可以补充一句，33人被处斩时，没有一人在刽子手走近时，挣扎或惊呼。……第一具尸体刚倒下，旁边就有一个人厚着脸皮，摆着马步姿势，用一束草在血中浸蘸。吸满血后，他小心地把草放在一堆陶器上，接下来开始浸蘸另一束。这种浸满血的灯心草，被中国人用作药材。

当所有的行刑结束后，罪犯们的尸体被放入未刨光的木板做的棺材中。然后，刑场南边的门打开了，密迪乐等人急忙离去。后来他写道：“这种场景，除非有极重要的特别原因，是没有什么人愿意目睹第二次的。”

以上内容，出自密迪乐1851年8月22日写下的文字，收录在他于1856年伦敦出版的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中国人及其叛乱》）一书的附录里。这应该是在华外国人详细记录斩刑的最早文字了。

英国汉学家罗伯茨编写的《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见蒋重跃等的中译本）一书，注意到了密迪乐的描述，但所摘录的是关于凌迟处死首犯的内容。这当然不难理解，直到今天，包括中国人在内，何尝不是如此？人们更关注凌迟的场面，更关注着多少“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