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木刻的启示（艺坛走笔）

原标题：新兴木刻的启示（艺坛走笔）

齐 喆

《 人民日报 》（ 2016年02月28日 12 版）

在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系列展览中，观众有机会重新观赏一批新兴木刻作品，诸如胡一川的《到前线去》、李桦的《怒吼吧，中国》、古元的《运草》等，这些作品虽然尺幅不大，却气势博大，力盈天地，情感激奋，真挚感人。曾经被有些人认为技法幼稚的新兴木刻作品，经受住了时光的检验，如今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与推崇，值得深思。

除去版画家在个人木刻生涯中最初的一些带有明显学习、摸索性质的作品之外，观众可以发现，很多新兴木刻作品都具有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之美，正是这种力量的光辉，常常使观众忘记去留意作品所运用的技法。也就是说，新兴木刻作品第一眼吸引观众的，绝非刀法组织的严密、印痕肌理的微妙、色彩叠印的含蓄等技术因素。对比之下，当观众观赏一些版画新作时，却往往眼睛不由得越凑越近，但依然对版画的技法“绝活”捉摸不透。新兴木刻这种感人的力量来自哪里？应该说，力量的源泉来自木刻家的激情，木刻家的激情又来自其对社会、人生的关注，也就是对他们所处时代发自内心的激情促使他们提起了木刻刀，将那种不得不宣泄的激情通过他们的版画作品传达出来。这或者就是新兴木刻魅力的深层源头。是精神、感情因素使这些木刻家在“技术”“技法”问题上表现出一种特殊的主动性与驾驭力，从而超越了他们当时事实上存在的“技术”“技法”上的不足。

作品制作过程中的技术运用，是每一个成熟的艺术家所必备的基本条件。但技术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只有当它被强有力的精神支撑时才会显现出耀眼的生命光芒。艺术思想的表达与技巧是互为一体不可分割的，有什么样的艺术思想及思维深度，就会有什么样的技巧产生，同一种制作方法产生的艺术感染力因人而异。在这一点上，新兴木刻时期的版画家们用他们的作品为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正面说明。

重新观赏新兴木刻作品，还有一点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在版画制作中，到位与精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当下的版画创作似乎越来越趋向精巧、纤弱和工细，强烈、鲜明、大度的版画语言越来越少见到。事实上，制作工艺的高水平、高品位不能等同于制作流程的复杂、繁琐和工细，单纯大度的语言一样可以到位，粗犷、豪放的艺术风格同样需要并可能达到制作的精湛。

版画是造型艺术，是绘画的一个种类，它具有造型艺术、绘画艺术的共性——打动人心的艺术语言和令人思索的艺术观念。版画作品的价值在于它的思想价值含量，而不是版画技术本身。如果离开对于人生存的真实感觉的表达，版画就只剩下其工艺的制作过程，不管它有多足的版味，不管它有多鲜明的风格，它依然只是一种类似工艺品的版画。在一段时间里，以工艺技巧作为评判标准的风气在版画界有流行的趋势，但由于其精神的贫血，几乎只剩下工艺技巧的空壳，这就造成了观众在看版画时，不停地凑近再凑近，完全被一些不知如何为之的技巧所吸引，但技巧终归不能等同于语言。当代性艺术语言就是对超越繁复工艺技巧的当代人的生存感觉的把握，观众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感受作者的内心世界。技巧顶多令人惊叹，而不能打动人心。太注重技巧的创作，往往是作者没有非表达不可的想法或精神困扰时，为了证明自己的艺术家身份而产生的，此时，对生存感觉的表达便让位于对技巧的追求。版画本来就是一种制作性很强的画种，一旦不能正确把握技术和艺术的关系时，就会比其他画种更容易落入“唯技术”的坎阱。对此，我认为应该明确指出：技术上的趣味追求远比对现实生活中的深刻挖掘要来得轻松，并呈现出一种技术性对艺术性的抑制力量。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版”对“画”的抑制。沉溺于对“版”的效果的钻研，与“画”的目的越离越远，对“版”的追求无休无止，画面的被动和限制，使艺术家在过于理智和冷静中安排画面，改变了版画艺术原有的主动精神。这种技术上的过度追求，只会使画面变得神秘和不可接近。这时，画面是否是艺术家内心的真实，也已被减弱到不太重要的位置。其后果是绘画特征中本质性的东西被大大冲淡，表现性因素随着制作的强化而被削弱。

我们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版画家应该经常思考：究竟应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如何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来反映多样的社会变革？这个时代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版画？版画不可取代的力量究竟在哪？重新观看新兴木刻的经典作品，应该带来另一种关于创作方法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