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揭秘：蒋介石“两大功”与“两大过”是什么？

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认为，史实比原则重要，史实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检验历史著作科学性最重要的标准。我觉得，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最大的毛病就是“从原则出发”。

羊城晚报：既然“史实比原则重要”，那您在研究中，有过因为发现新材料新事实，而改变自己之前观念和认识的情况吗？

杨天石：我研究的第一个民国人物是孙中山，因为当时在写《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我执笔的部分是“同盟会成立后的革命斗争”。在这个第一编出版后，我接到的任务是主编《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这个时期的主角是蒋介石。

当我从史实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的时候，就自然产生了许多不同于旧说的新看法。例如孙中山，我认为他痛恨资本家，主张“节制资本”，追求和向往社会主义，定性为“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比较合适。

又如蒋介石，研究他在抗战中的种种表现，我认为他在这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时期，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对内联共，对外与美、苏、英等国组成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对抗战的胜利立有大功。旧时一味批评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是错误的。所以，学者如果从史实出发，而不从错误的“原则”出发，就会发现，需要更正、修订的旧说很多，无法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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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人物“爱之不增其美，憎之不益其恶”

羊城晚报：作为研究蒋介石的权威专家，您如何评价蒋介石？

杨天石：具体的评述你可以参考拙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一至第三辑。简单说来，我认为蒋介石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

评价历史人物，我的标准是，第一，看他的活动，是否推动社会生产力前进，有利于国家富强，经济发展。第二，看他的文化政策，是不是能推动中国文化走向更高的层次。第三，看他的行动、政策是否对中华民族和中国老百姓有利。如何对蒋介石进行定性，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对蒋介石我们并没有盖棺定论，分歧还很大，而且会长期存在，要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长期的研究、讨论来决定。

现在，对蒋我只能说三句话：第一，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第二，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很复杂的人物；第三，这个人有功有过。具体而言，第一件大功是1926-1928年三年时间里，领导北伐战争，打败了三个军阀集团，结束了北洋军阀在中国17年的统治；第二件大功是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期间，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日，并且取得了胜利。两大过，第一是1927年到1937年的清党剿共，共产党员和苏区人民被杀害了26万多人；第二就是1946年到1949年三年的内战，这是一次反共的内战，是违背历史潮流和中国人民愿望、不得人心的内战。

我不喜欢蒋这个人，但是作为历史学家，要对历史人物做到“爱之不增其美，憎之不益其恶”。

羊城晚报：材料研究对历史学家至关紧要。那么您对作为材料的蒋介石日记如何评价？

杨天石：我往往找寻档案史料等第一手资料，诸如政令、报刊、期刊、当事人日记、来往函件、文章等。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公开的《蒋介石日记》，我一共三次去到美国查阅摘抄，这一批资料最大的价值就是比较完整，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蒋某年、某月、某日做了哪些事。在我看来，蒋介石日记是他自我道德修养的一种手段，通过记日记来反省自己。日记时间跨度长，内容比较完整，也是他总结自己治党治国治军经验的载体，是不可或缺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珍贵史料。

蒋记日记一般会“如实记录”，但并不等于说蒋在日记中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记。有些事，他是“讳莫如深”的。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显然是蒋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谋划之举，但日记对此却几乎全无记载。……蒋自己都说过，有些事情是不能记的。可见，蒋记日记有选择性。同时，他的日记只反映他个人的观点和立场，自然，他所反对的人、反对的事、反对的政党和政派，常常被他扭曲，甚至有些常常被他扭曲得完全走形，不成样子。因此，只能说，蒋的日记有相当的真实性，但不是句句真实、事事真实，而且真实不等于正确，也不等于全面。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不看蒋日记会是很大的不足，但看了之后，如果什么都信，也会上当受骗。

羊城晚报：常言道，历史研究是“聪明人下笨功夫”。您的书广受欢迎，您在谈话、讲座时也善于讲故事，深入浅出，给人印象深刻。那么您是怎样将读材料变得有趣的？

杨天石：历史不是文学，不能有任何虚构、想象，语言需要平实、明白、准确、流畅、精炼，如果能生动更好。但是，生动是很难达到的境界。既要生动，又要真实；如果生动而不真实，那就不是历史。我在写作中比较注意准确、流畅、精炼等，而不刻意追求生动。

杨天石

笔名苏人、江东阳、吴之民、梁之彦等。江苏东台人，1936年2月15日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