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主政广东后最先抓哪五件事

此例说明了三天调研给仲勋同志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反映了他心里时刻想着老百姓的生活，想着我们党的事业，想着如何发挥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想着克服当时体制上存在的一些弊端，帮助基层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这是他发自内心的一种责任感，一种事业心。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人生观和高尚的情怀。

采访者：请您综合谈谈习仲勋同志在宝安三天调研，了解到哪些重要民情，作了什么重要指示，帮助你们解决哪些重大难题？

方：我陪仲勋同志三天调研，边走、边看，我边汇报请示。主要有几个问题：

第一，我汇报了县委近期调查的边界两地农民生产发展和收入对比情况：从1967年到1977年的十年间，香港新界农民收入年均增长88%，宝安农民收入年均增长2%。“文革”前两地农民收入差距不大，到1977年两地农民收入相差是1∶30。主要原因在于：香港是市场经济，随着香港市区人口猛增，蔬菜、肉类价格上涨快，带动了农民收入大增；他们利用积累和贷款发展机械化种养，办现代化养鸡场，菜地机械喷灌，推土机挖塘养鱼，货车运输等等，农业生产力发展快，农民收入增长也大，实现良性循环。而境内实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以粮为纲，不断扩大种粮面积，粮价十年不变。农民仍靠双手劳动，收入提高很慢。两地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是近十年来偷渡不断上升、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第二，关于建设外贸基地遇到的难题。1978年4月，国务院工作组到宝安、珠海两县，规划建设出口港澳鲜活农产品的外贸生产基地。县委也想抓住这个机会大力发展畜牧业和鲜鱼花菜出口香港，既为国家多创外汇，又能增加农民收入，还可发展机械化，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我向仲勋同志汇报外贸生产基地建设进展情况的同时，也谈了存在的问题：由于供港鲜活商品流通运输环节多、时间长、损耗大，外贸部门压价收购，比如：菜心在香港零售价每斤港币4元（当时汇率折人民币1.2元），而外贸部门在内地收购价是每百斤4元，农民反映强烈，几年后才提价到8~10元人民币；活虾在香港的零售价每斤港币40~80元（折人民币12~24元），外贸收购价为每斤0.8元人民币，卖给香港代理商是15元港币（折人民币5元）。由于出口运输环节多，活虾变死虾，到香港不值钱，外贸部门为减少亏损而压价收购，农民收益大为降低，没有积极性。我建议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通过竞争促进国营外贸管理体制改革，仲勋同志表示赞成。

第三，关于引进“三来一补”企业问题。1978年4月，国务院工作组来宝安规划建设外贸生产基地时，我们接纳了外贸部驻香港的德信行经理建议，以三来一补形式引进外商办工业。几个月来，港商前来洽谈的多，批准的很少，引进办成的只有十几个项目。主要原因是审批手续很繁琐，上级把关很严。我向仲勋同志汇报后，他主张审批权下放到县。

仲勋同志在宝安三天调研，边看、边听，边谈感想，边回答问题，主要有：

香港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很荒凉，有些地方破破烂烂。解放30年了，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现状，要尽快缩小两地差距。

群众偷渡的主要原因是两地差距不断扩大，主要是我们政策出了问题，农民负担很重。只要政策对头，经济可以很快搞上去，偷渡问题也就会解决好的。

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很多思想和事情都搞乱了，把本来是对的都说成错的，一定要抓好整风，边整边改，过去“文革”搞错的，都要改正过来。

当前主要是旧的条条框框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不让搞，不敢搞，比如：过境耕作问题，让港商进设备挖沙采石出口两家分成问题，吸引外商来料加工问题，边境小额贸易问题。

外贸生产基地规划好了就要抓紧行动，说干就干，要讲求实效。审批时间长，购销环节多的问题要解决好，要权力下放，简化手续。重点发展香港市场最需要、价格高、赚钱多的种养项目，总之，香港市场需要的、价高赚钱多的农产品，你们就重点发展。只要能够把生产搞上去，农民能增加收入，国家法律没有规定不准搞的，你们就大胆干，不要先反他的什么主义。资本主义有些好的方法我们也要学习。仲勋同志这些话实质上是告诉我们：按价值规律办事，按市场经济机制运作。

他还对我说，过去“文革”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同意你们提的办法。关于我们要求调整几万亩粮田改挖鱼塘、种菜、种花卉，并相应减免粮食种植计划和征购、上调任务，他表示原则同意，具体减多少，回去再研究。还有什么具体问题，找田夫、全国同志。

仲勋同志回广州后，我带了书面报告找田夫、全国和黄静波等同志。黄静波同志主持召开办公会议，大家都赞成支持，于1979年2月2日以省革发21号文作了批复。1979年3月5日，深圳建市，撤销宝安县建制，我是深圳市委副书记，分管农业、政法。根据仲勋同志重要指示和省革发21号文的内容，结合实际情况，市委连续发出〔1979〕3号文、〔1980〕321号文和〔1981〕11号文，进一步贯彻落实仲勋同志和省委的重要指示。深圳农村改革开放从此迈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