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主政广东后最先抓哪五件事

我们率先运用市场经济体制对养鸡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市养鸡公司从畜牧局分离出来，根据市场供求预测，与养鸡户签订供销合同，年产10万只商品鸡规模的鸡场，由养鸡公司给70万元的贴息贷款，公司向养鸡户提供鸡苗、饲料、防疫药物和收购活鸡出口，双方议定购销价格签订合同，只要养鸡场养鸡成活率达80%，养鸡户提供的每只商品鸡可获纯利润2元。市场风险由养鸡公司承担，养鸡公司从出口活鸡获得的外汇进口家电获利去补贴。年产5万只商品鸡的专业户，一年可获利10万元，大大超过当时香港新界一般农户一年的纯收入，大大提高专业户养鸡的积极性，养鸡业因此获得几何级数增长。农民因此也加快了脱贫致富的步伐。

同时，我们推进种养结合，集约经营，每个年产5万只鸡场或500头猪场，配套建立1000亩鱼塘、菜地或万株荔枝果场。鸡粪、猪粪用来养鱼、种菜或作果场肥料，畜牧业带动了水产养殖业和蔬菜、水果种养业同步大发展，既可减少污染，又能节约成本，相得益彰。活猪出口量，1979年1.79万头，1989年16.3万头，创汇1.5亿港元；牛奶出口，1979年1107吨，1989年达1.6万吨。十年各增长十多倍。1978年宝安向香港出口蔬菜16万担，1986年达129.8万担，8年增长8倍；淡水养鱼从1978年的7000亩发展到8.3万亩。海水养殖引进日本技术，推广吊养蚝和网箱养鱼，每年产鲜蚝3万多担，出口2万多担；新种万株荔枝果园17个，约7.1万亩。1981年以后，宝安农民通过种养业年收入万元的农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已达到和逐步超过香港新界农民；80年代中期，十万元户、几十万元户和万元户村大量涌现。1989年鲜活农产品出口总值10亿港元，比1979年增长15倍，年均增长32%，特区外围农村，形成相对富裕地带。农民从先富起来的专业户看到了希望，普遍认为，在家种养比偷渡到香港打工收入高，不再盲目往香港跑了。到1980年底，偷渡风已经刹住，过去偷渡出境的农民回来定居的逐年增多，困扰我们30年的老大难问题获得圆满解决，也为特区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再谈谈通过引进外资，大办三来一补企业，加快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情况。根据仲勋同志1978年在宝安三天调研的指示精神，宝安县委正式向省委、省政府写了书面请示报告。1979年2月2日，省革委〔1979〕21号文批准宝安县革委的报告；3月，深圳市成立，市委连续发出〔1979〕3号文、〔1980〕321号文和〔1981〕11号文，重申审批权下放到县，制定搞活经济的各项政策措施，县、镇成立引进外资办公室，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大大加快引进外资的步伐，三来一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特区外宝安农村出现。1978年7月仲勋同志到宝安调研时，三来一补企业只有一二十家，年底收入工缴费只有120万元。到1979年6月统计，港商入境洽谈240户，三来一补企业144户，已办成来料加工厂60个，分布在19个公社（全市22个公社）。到1983年，三来一补企业已达2500家，遍及全市200个行政村，村均10多家，带动农户自建厂房、房屋出租，村民为工厂提供各项管理和劳务服务，农民收入连年大幅增长。2005年底宝安出租厂房2.52万栋，5962万平方米，每平方米每年租金约100多元，每年仅此项收入就有60亿元，人均约2万元，此外，农民还出租住宅128万套（间），共4591万平方米。种田转为建房出租，收入大增。

1981年，特区外的宝安县，国内生产总值1.94亿元，一般财政预算收入1187万元，出口创汇1000万美元，农民人均收入327元。1991年，宝安县GDP为39.32亿元，一般财政预算收入2.69亿元，十年两项都增长约20倍，农民人均收入1900元，十年增长5倍多。2001年，宝安、龙岗两区（即1981年宝安县所辖面积）GDP为475亿元，20年增长200多倍；2006年GDP为2580亿元，一般财政预算收入超过百亿，是25年前的1000倍，出口总值720亿美元，是25年前的7000倍。宝安原来每个公社农村人口1万左右，城镇人口约一两千人。30年后的今天，大的镇人口已达100万，一般镇人口也有30万到50万，原来几百人口的小村庄，现在多数成为万人以上的小城镇，1981年特区外宝安县人口约20余万，现在全国近1000万农民在此就业。过去偷渡出港回来定居的人越来越多，有的投资种果种菜，挖塘养鱼，有的引进或投资三来一补企业，有的捐款办学校、做慈善公益事业。

采访者：你说偷渡是困扰二三十年的老大难问题，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两三年就获得圆满解决，最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是什么？

方：偷渡问题，历届省委都很重视。境内外经济发展和两地农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是偷渡风持续不断的根本原因。大家对此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想解决。但是，当时“四人帮”还当权，“文革”未结束，对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地方干部谁都不敢公开质疑，更无力改变。仲勋同志主政广东，两三年时间内就解决好这个老大难问题，既有当时环境、政治气候等客观因素，也有仲勋同志本人素质、经历、思想、作风等主观因素。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全党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各级党委层层整风，总结反思过去教训，研究分析存在问题，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促进各级干部解放思想，发扬民主，有利于集中群众智慧，都是当时最重要的客观环境和政治气候。仲勋同志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还有他在党内的经历、地位、威望和影响，则是主观因素。正是这些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他主政广东两三年时间，能够圆满地解决好困扰我们二三十年的偷渡问题。

采访者：通过您回顾的这些习仲勋同志践行群众路线的方方面面，能否谈一谈您对今天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什么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