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去世前专门留给聂荣臻遗言

亨利·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是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的胸外科医生。1938年1月，白求恩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加、美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6月17日，白求恩率领医疗队穿越太行山，渡过黄河天险，冲过敌人严密封锁的正太路，到达了驻在山西省五台县金刚库村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对白求恩的到来，聂荣臻特别高兴。白求恩见到聂荣臻的第一句话就是迫不及待地问：“告诉我，司令员同志，我的战斗岗位在哪里？”聂荣臻想到他跋涉千里，旅途一定很劳累了，便劝他多休息几天再谈工作。可是白求恩说：“亲爱的聂司令员，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你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当聂荣臻介绍了晋察冀目前抗战的形势和军区卫生工作的情况，并聘请他担任军区卫生顾问时，白求恩没等翻译把话说完便一口答应下来。第二天没等天亮，白求恩就整好行李牵马来到了司令部。他考虑，自己要到战斗在几十里外的地方进行工作，因为伤员在等待他，前线需要他。他向聂荣臻请求任务并坚决要求立即动身奔赴前线。聂荣臻最终同意了白求恩的恳求。从此，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在聂荣臻的关怀和支持下，白求恩为根据地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硝烟炮火中忘我地夜以继日地救治八路军伤员，曾创造了69小时连续做115例手术的记录。在工作往来中，聂荣臻和白求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9年10月下旬，白求恩随同医疗队赶往滦源摩天岭前线，在临近火线的孙家庄小庙里设立手术室，不知疲倦、争分夺秒地抢救伤员。一天下午，在为伤员做手术时，他的左手中指不慎被手术刀刺破。

11月1日，一位患颈部丹毒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被抬下火线，送到白求恩面前。这是一种外科烈性传染病。白求恩不顾劝阻，立即进行手术抢救。期间，白求恩的手套被划破，病毒侵袭了他受伤的左手中指，发炎的手指受到了严重感染。5日，白求恩的手指感染加重，肿胀得比平时大两倍，但他却说：“不要担心，我还可以照样工作。”7日，白求恩听到前方传来了炮声，断定有激烈战斗，一定要到前线去。当时天下着雨，山路非常泥泞，他折了根树枝做拐杖艰难地走着，夜晚住在太平地。8日，白求恩冒着严寒，迎着炮声又走了35公里，赶到王家台的一个团卫生队，此时他的体温已升高到39.6℃。下午，他的左臂发生了转移性囊肿，病情又加重了。9日上午，他的精神忽然好转，准备到前线去。下午，白求恩头部剧烈地疼起来，高烧至40℃。

11月10日，白求恩高烧不退，聂荣臻闻讯马上派人送来急信，再次命令他：“立即回唐县花盆村军区后方医院治疗！”随后又派医生携带药品器械赶来，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把白求恩安全转移出来。医疗队采取了一切紧急措施和外科处理办法，但他的病情仍不见好转。下午3点，护送白求恩的担架到达唐县境内黄石口村。白求恩已感觉到了自己的危险，他坚决要求担架停住。村长陈同勋安排一行人下榻在村口邸俊星家。这时，白求恩脸色蜡黄，左臂已变成黑色。当聂荣臻派来的人员赶到时，白求恩的病情更加严重了，曾一度昏厥过去，终因伤势恶化，转为败血症。

1939年11月11日，身体已经极度衰弱的白求恩，用他颤抖的手，给聂荣臻写下了一份语言质朴、令人感动的遗言。

11月12日，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聂荣臻收到这封信。这位身经百战、一向有“钢铁将军”之称的聂荣臻，在读这封信的时候禁不住潸然泪下。

几年以后，白求恩的遗著《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组织和技术》一书出版，聂荣臻在序言中这样描述白求恩最后的时刻：“当他最后为抢救伤员而不幸中毒阖逝前的一刹那，在山村陋室的卧榻上，关切叮咛后死者的周详备至，在他的一纸遗书和二三传语中，寄托着人间至上的真情和热爱，在战斗的人心里更留下了无穷的感痛。”

白求恩给聂荣臻的这封信，在70多年前，感动了无数中国人，就是在今天读来，依然饱含深情、令人无不为之动容：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们永别了！请你给蒂姆·布克（时任加拿大共产党书记）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灵顿街第十号门牌。

用同样的内容写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民主和平联盟会。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多有贡献。这些信可以用中文写成，寄到那边去翻译。

把我的相片、日记、文件和军区故事片等一概寄回那边去，由蒂姆·布克分散，并告诉他有一个电影的片子将要完成。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箱子里，用林赛下先生送给我的那18美金作寄费。这个箱子必须很坚固，用皮带捆住锁好，再外加3条绳子保险。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拨一笔生活的款子，或是分期给也可以。在那里我（对她）应负的责任很重，绝不可以因为没有钱而把她遗弃了。向她说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但同时也告诉她，我曾经是很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