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难得一知己

原标题：人生难得一知己

□ 颜纯钧

和洪群的第一次见面让我印象深刻。

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晚上，教研室的同事王光明把洪群带到家里，说是来找我的。乍一看是个陌生人，就以为是摸错了门道。不料一进门，洪群便急急地回头对光明说，好了，谢谢你。听那口气，好像是说你带路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打道回府了，下面是我们的事了。于是我明白：他没有摸错门道。

就这样，光明走了，洪群留下来了。

就这样，我和洪群成了一生的朋友。

那时候，我是留校工作不久的小讲师，酷爱文学却没有什么作品。而洪群的散文在省里已经有了不小的名气。洪群找上门来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的两个文友是我的学生，先后向他提起了我；一个是由他的文友那里知道，我也是晋江人。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谈到深夜，谈文学、谈电影、谈家乡……等到把他送走钻进被窝，我才想起，他还要骑车近一个小时，才能回到福建电影制片厂的宿舍。

我是个懒性子，生活懒，交朋友也懒。之后，竟也没想到人家登门拜访了，好歹也要去回访一下。这一来，洪群便有点像生命中的过客，眼看着是要就此别过了。不料，1983年秋天，我去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记得正在火车上找座位，洪群竟从过道迎面走来。火车还没开，这意外的重逢竟有点他乡遇故友的意思。时间有一大把，旅途不再寂寞，这就为进一步深交提供了机会。火车在南京停靠的时间特别长，我们就在月台上来回踱步，谈兴大起，话题最多的还是电影。也不知是谁起的头，就说要不一块写个剧本？两个人似乎也没一点迟疑，就这么定了下来——这就是我们合作迈出的第一步。洪群是去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差的，我则要在北京大学待将近一年。那段时间两个人交往就更加频繁，一块逛书店，看电影，胡聊神侃。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旁边的小饭馆吃饭，洪群叫了一扎鲜啤。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喝啤酒，也才灌了一杯，居然就感觉身子飘飘然起来。

印象是在那段日子里，我们开始构思第一个剧本《摇篮血迹》。那是一个以番客婶为题材的本子。洪群的亲人中有番客婶，我的祖母和母亲，还有姑婆、婶婆一大堆更都是番客婶。我们俩对这个闽南女性中的特殊群体既有很熟悉的生活，也有很深切的感受。我从北京回来后，创作的速度明显加快。这期间你来我往，自行车无数次辗过福州的马路。那时洪群住城里，我住仓山，来回都要耗去一个多小时，两个人照样乐此不疲。剧本完稿之后，洪群把它寄给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当编辑的老朋友边震遐。老边原来是《福建日报·武夷山下》的编辑，洪群经常投稿，两个人遂成了朋友。不久老边的回信就到了，想不到竟是约我们过去改稿，当时感觉就像做梦一般。1985年夏天，我们从马尾坐船去了上海，住进永福路上影厂文学部的招待所。修改和审查的过程剥去了几层皮，从责编、编辑小组、文学部主任、分管文学的副厂长、厂艺委会，一关关闯过。二十几天后，剧本终于通过，发给最高稿酬4000元。我和洪群欣喜若狂，开始眼巴巴地等着投拍。没想到左等右等，却等来下马的消息。那段时间，电影的盈利观念已然形成，剧本通过后本来就可以拍了，后来便多了一道手续，要拿到有市场经验的发行放映部门去检验。这一检验不要紧，《摇篮血迹》散文化的风格自是不被看好，被否决的命运也就此注定。情绪低落了好几天。为了表示安慰，老边鼓动我们再写一个。当时两个人也没什么犹豫，又昏天黑地卷进另一个旋涡……

这之后，我和洪群的合作一发而不可收。《天开眼，海开眼》以洪群老家金井的真人真事为素材。一个金门老兵，因为两岸隔绝回不了故乡，便在面对金门的围头村住下来，死了葬在海滩上，墓碑还朝着金门的方向。这个故事既有岁月的印痕，也有个人的伤感，我们又在故事中加入了地方戏曲的元素，自我感觉还是不错的，可惜只是发表而已，最终也没能运作起来。《小小的我》讲闽南孩子的成长，剧本发表后才知道拍儿童题材只能靠专项基金了，一时投靠无门，只好自认倒霉。过了不久，我又构思了另一个儿童题材的剧本《阿秀的消息》，洪群帮我推荐给儿影厂的文学部主任张之路。因为涉及两岸关系，基础也还不错，所以很快便通过。经费当然也是靠儿童题材专项基金，总共150万，就顺利投拍了。

从1985年和洪群合作写《摇篮血迹》，转眼30年过去。洪群整整大我10岁，看上去却比我年轻。他性格开朗、心地善良，笑起来声音极富感染力。因为是当兵出身，后来又做编导，肚子里奇闻逸事一大堆。他脚也特别勤，更好交朋友，这一点我特别五体投地。连我的母亲、姑妈和两个弟弟，他坐下一开聊，转眼就成熟人。尤其是大弟弟颜纯钩，因为是香港知名作家，更不时有书信来往。我周围一干文人和同事，也都和他成了好朋友。和洪群交往30余年，私底下常感到庆幸，以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真是难得了，也不枉过了这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