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占领江南时期掠夺的资源能够抵消其占领成本么？

镇江财政赤字日益加深，并不是管理者经营不善、腐败或短视，主要原因是战争带来的经济危机。1939年1月底，《南京新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通过对比战前镇江的谷物产量和流通量来估算下一年的情况。它是以最中立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气来介绍这些信息的，没有作评论，也没有得出结论。有心的读者或许会被这糟糕的情形吓坏，也或许不会。该县战前生产大米300，000担（大约合20，000公吨），估计1939年将颗粒无收。该县战前消费大米500，000担，预计1939年的消费量下降40％。该县战前出口面粉100万袋，预计1939年只能达到这个数据的40％。后来证明这还是个乐观的估计，1月份面粉厂因小麦短缺而关闭。当人们看到这些数据时，应该一点也不奇怪。镇江是个谷物净进口县，因为战前该县消费的粮食是产出的近两倍，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真正的问题是该县大米流通减少一半，小麦流通减少三分之二。在夏季前，加藤明白了商品流通是镇江经济的关键。流通量缩减是本地经济陷入危机的根本原因，但它无力依赖自身财力来解决这个危机。

1939年1月上旬，郭“知事”派主管救济工作的第二负责人去苏州恳求“省政府”资助。一周后，他又向“省政府”申请，说镇江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与此同时，他全力以赴对付冬季的来临。郭自己拿出一些钱缝制了100套冬衣，分发给穷人。他的慷慨激发了其他慈善家又捐赠了100套衣服。然而，这不是普通的衣服，因为每件上衣的背后都印有醒目的两句话：“致力中日亲善，支持东亚和平”。为了在公共场所粉饰“占领政府”，郭在镇江老公园的中央移栽了一些樱花树。《南京新报》向读者许诺，这些樱花树在春天里将绽放出美丽的花朵。但是这些园林里的宣传，除了吸引日本人的眼球外，有谁会留意？

三

征服合算吗？彼得？利伯曼（PeterLiberman）有一本著作就以此为书名。书中指出，一个国家征服另一个国家能增加物质资源，进一步增强其经济基础。对占领者来说，这些新增资源的多少是变化不定的，它依赖于被占领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占领者严加管制的意愿。战争期间只能维持生存的农业国是没有什么资源可被占领者榨取的。被占领国要具备相当程度的现代经济成分——特别是工业化、有效的运输和信息等基础设施，这样占领者才有利可图，否则，剩余产品太少，汲取费用太高。入侵时的战争破坏程度也影响占领者的获利前景，因为恢复现代工业所需的时间取决于损失的大小，因此也影响着占领者的汲取能力。至于占领者，利伯曼发现，其限制条件是是否打算积极无情地捞回征服成本。“占领政府”的经济汲取率不可避免地低于本国政府控制时期。如果占领国不愿意强迫被占领国服从，那么汲取率将降到零。占领者必须试图通过严厉的镇压迫使被占领国屈服，尤其是被占领国民族主义情绪特别强烈的时候。

利伯曼研究得出，1937至1945年日本占领中国，维持占领的费用庞大，而从这些支离破碎的占领地区汲取财富和资源的前景暗淡，且贯穿战争之始终。中国当时现代经济部门极其不发达，以至于不能快速产生回报；其通信设施落后，以至于不能执行高压政治；民族主义力量又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日本占领者不支付巨额镇压费用就无法进行经济剥削。

从沦陷时期的镇江来看，证实了利伯曼的观点，日本人没能收回征服成本，然而原因不是缺少残酷暴力。从各项指标来看，本地经济在征服时期的生产能力低于沦陷之前。本地大部分行业要么任其崩溃，要么在补贴下开工生产。这取决于日本人的理解，对战争重要的经济部门进行补贴，其他的任其自生自灭。不可能计算出日本人占领镇江到底花了多少钱，但是有证据表明，在经济上，日本人从镇江几乎没有捞到好处。

这个证明不完善，因为这章只涉及占领第一年的情况。巩固和强化征服，一年时间可能不充分。但是接下来的几年，仍没有巩固的迹象，因为《南京新报》上零零星星刊文证明，经济不稳定仍在继续。1939年7月，好几篇文章报道了镇江农村动荡不安。报纸很有把握地说，正在准备清乡，然而第二年春天的饥荒使这个地区更难获得安全了。最终于1941年夏开始“清乡”，中国士兵被派遣到农村地区，并在已“清乡”的地区构筑篱笆墙。但是士兵们白天搭起的篱笆墙，晚上就被游击队烧毁了，游击队烧毁的速度几乎与士兵们建造的速度一样快。当士兵们建造了91公里的篱笆墙时，2/3已化为灰烬。1943年3月一个更全面的计划开始执行，但是农村地区依然无法控制。由于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整合农村地区的合作者，日本人无法将镇江农村地区纳入到“占领政府”的控制之下，也无法汲取农村地区的资源。只有镇江市在新政权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合作者和反抗者一样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我们不知道合作者是否合算，但占领者确实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