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能提醒人们这个世界可能还有另一种解读方式

原标题：纪录片能提醒人们这个世界可能还有另一种解读方式

“愿意相信人本善”

看过《龙哥》的人都会被震到。这不是所谓的毒品危害教育片，而是呈现了毒贩的人生。在周浩的镜头下，毒贩龙哥吸毒、贩毒，戒毒、复吸，偷盗、跟女友纠缠。每次和龙哥见面，周浩都会带上200元“救助费”。

线索最初来自报纸。“看见一则通栏消息，说广州同德围有个烂尾楼，楼里有很多吸毒的人。去了很多次，认识了龙哥，他们发现我每次来就是看看，没有恶意，我的介入不会对他们有伤害或影响，就愿意交流。”

跟龙哥“一回生二回熟”，片子从2004年拍到2006年。两年中，龙哥时常失踪，“只有他找我，我找不到他。他找我，我就拍下来，所有素材量不过15小时。”

2006年，龙哥在瑞丽携带680克海洛因，被判死缓。

虽然龙哥关在遥远的昆明，《龙哥》也已成片，但周浩跟龙哥的关系并没有结束，甚至至死才能方休，“一看来自昆明的电话，就是他。有时候寒暄，有时候会给他钱，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给他钱了，在监狱里还是有一些花销。我变成了他跟外部世界唯一的有效联系。”

龙哥的入狱通知书也是寄给了周浩。对于自己跟龙哥的关系，周浩说“没法定义，说不清楚，理不明白”，但能肯定的是，“我们俩之间不论谁先死，这种联系是割舍不断的”。

他不能切断跟龙哥的联系，“当你变成另外一个人的寄托，钱又不是太多，他也不是死皮赖脸的人，他认为这么多年的朋友就是我，但我未必认为我们之间是朋友，就是一种关系，别去定义它，也别去描述它”。

和一个偷抢拐骗的毒贩如此交往，周浩认为，“会担心，但还是觉得他是一个有底线的人，或者愿意相信人本善，他并不是一个丧失人性的人。”

在底线边缘行走

拍摄龙哥的时候，“他那么多入室偷盗，我很好奇，当时问自己很久：要不要跟着他拍一次？”周浩问过很多朋友，朋友都说别去。考虑再三后，他没有跟。

底线的把握，是周浩拍片无可回避的问题。

《书记》记录了固始县委书记郭永昌在离任前3个月内发生的故事。其中一个细节，书记要求周浩先出去。周浩人虽然出去了，摄像机画面也关了，但录音没关——于是录下了书记拿出一笔笔钱，跟助手说，等他调任走了，钱要分别退还给谁谁谁。

这算违背拍摄对象对自己的信任吗？“当时（录音）是下意识的动作，记者出身的人，总是想拿到一点料，但真拿到的时候，就会想我要怎么处理”。最后，《书记》没有使用这些素材。

“最难把握的就是这种，因为并不希望片子变成一个呈堂证供，让被采访人因此受到别的待遇，这是一个底线问题。如果放上去，片子会更加有所谓的震撼力，但这不是我追求的东西。做纪录片很不一样，会平和一点。你会知道，他是人，你也是人，他有的缺点你也有，干嘛用一个圣人的标准去要求别人？这个世界的最大不和谐或矛盾，就是我们永远‘严于待人宽于待己’，对别人永远都是苛刻的要求。”

直到郭永昌2009年因其他事情进了监狱，周浩重新剪辑《书记》，才将这个片段放了进去。“当他进去（监狱）后才决定放出来。而且我不觉得这是他的污点。作为官员，别人来贿赂，这是他生态的一部分，有的人是丢了钱就跑掉了，你总要处理这些钱。我没有骗观众，官员的生态就是这样的。我做片子不是为了揭露什么，而是让人群之间有一个更好的沟通，其实做官员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早七八年以前的官员，一些地方生态就是这样的”。

背负原罪的拷问者

“从来没有人告诉你，底线在哪里、什么地方是底。只能凭感觉去做。而且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模糊的，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从来都没有人告诉我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但你能不能过自己那关？”

“底线，其实是自己找的一个平衡点，于是就可以苟且地活着。”周浩说，做纪录片需要强大的内心，并以此去背负纪录片的原罪：“纪录片其实是违背人性的。我们总是想把那些被人遗忘的或努力掩饰的，揭示出来。这跟人的本性是背离的。人活着就是要有选择的遗忘，忘记不该记得的事情，在遗忘中才会有勇气活下去。而纪录片是与此对立的，必然有所犯忌，这就是纪录片的原罪。所以，更需要分寸，不伤害别人，这很困难，也是底线。”

他常告诉新闻学院的学生，“灾难发生，你救人还是拍照片，其实是个悖论，没有谁对谁错，没有唯一的解决方案。你能作的，就是在现场凭直觉作出选择，选择后不要为自己没有作出另一种选择而后悔。最后不是别人评述你，而是你自己能不能过自己这一关的问题。救人了，就别后悔没拍照片；拍照片了，也别后悔没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