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侧影：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原标题：《抗战侧影：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为什么说“珍珠港事件”有预演？为什么东京审判中出现了“座次之争”？这是一本让人看到“另一个抗战”的图书，它不仅告诉你“历史是什么样的”，还告诉你“历史为什么会是这样”。 该书跳出了大叙事的框架结构，在掌握抗战史料最新研究动态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发掘和采集了一些鲜为人知、生动鲜活的历史事件，用19个故事贯穿全书，纵向建构历史，让人耳目一新。

当时的上海已经聚积了一批日本的进步人士，他们和尾崎秀实一样为反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而战斗

著名作家夏衍回忆说：“我在1928年就认识了尾崎秀实，他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是绅士式的记者，但是，他在当时却是上海的日本共产党和日本进步人士的核心人物，他领导过‘同文书院’的进步学生组织，后来参加了第二国际远东情报局，和史沫特莱经常有联系，并把一些国际上的革命动态告诉我们。特别使我不能忘记的是在1930年5月下旬，胡也频、冯铿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之后，‘左联’决定向全体盟员作一次传达报告，但在当时，要找一个能容纳四五十人的会场是十分困难的。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尾崎秀实，请他帮忙。当时，在虹口，日本人势力很大，他们的机关连工部局也不敢碰。他很爽快地说：机会很好，这个月驻沪日本记者俱乐部轮到我主管，这个俱乐部除在星期六、星期日外，一般是空着的，只有一个中国侍者管理，你们决定了日期以后，我可以把这个侍者遣开，但时间不能超过下午18点，过时就可能有人到俱乐部来。就是这样，我们在虹口乍浦路附近的驻沪日本记者俱乐部召开了一次超过50人的全体盟员大会。尾崎秀实是一个非常精细、考虑问题十分周到的人，当他把俱乐部钥匙交给我时，一再嘱咐，不要大声讲话，散会后收拾干净，不要留下痕迹。”

夏衍的回忆不仅生动地说明了尾崎秀实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的关系，而且也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上海已经聚积了一批日本的进步人士，他们和尾崎秀实一样为反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而战斗。

就在尾崎秀实到达上海的第二年夏天，一位叫中西功的日本青年也来到了上海。

中西功是以日本公费留学生身份来到中国的，他就读的学校，就是夏衍在回忆中提到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是由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磨于1900年创立的，是日本在海外建立的规模最大的教育机构，旨在造就精通汉语和熟知中国情况的“中国通”。这所书院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路线的产物。在它存在的45年中，不仅历届毕业生中的许多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活动，而且它还通过所谓“大旅行”的教学方式，长期大肆搜集中国各方面情报，为日本侵略扩张服务。能到同文书院学习的日本年轻人，是经过日本各地官府精心选拔与资助的，几乎个个都是具有强烈冒险心的年轻人。中西功就是1929年夏到来的这批学生中的一员。

1910年9月，中西功出生于日本三重县多气郡西外城田村土羽的一个殷实的家庭。父亲中西次郎助，在家乡经营养蚕业。初中刚毕业，中西功这个意志坚定且富有独立思想的年轻人，就被选中派往中国学习。

当中西功进入上海同文书院学习的时候，书院情况与创办初期相比有很大的变化。这个时候，书院除招收日本学生外，还开设了招收中国学生的“中华部”，当时在中国青年学生中盛行的社会革命主张，也在东亚同文书院进步学生中有很大的影响，书院内还出现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的基层组织。这在当时法西斯统治和舆论控制政策日益严峻的日本国内是难以想象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中西功思想上迅速进步，并积极付诸革命行动。入学后不久，他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参加左翼学术研究团体活动，很快成为“中国问题研究会”的骨干成员。活动中，他不仅与西里龙夫等同文书院的进步学生建立了战斗友谊，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活动，他结识了对他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中国共产党人王学文。

王学文是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早年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学习和研究政治经济学。学习期间，曾师从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并在河上肇的引导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回国后，王学文不仅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上获得了极大声誉，而且热切投身革命活动。在中西功到上海的前一年，1928年，王学文也到了上海，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成员，承担了中共委托的地下工作。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王学文与在上海的日本进步人士有了接触。

（连载二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