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毛泽东称什么是“八路军的拿手好戏”

（一）及时与阎锡山商定八路军入晋抗日和国共两党两军密切合作协同作战有关事宜。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之后，其左路和中路军沿平绥路迅速西犯，逼近山西。面对近在眼前的危机局面，阎锡山对抗日和对与共产党合作的态度也日渐坚定、积极和迫切。为了尽早部署红军及改编后的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使八路军在山西实行战略展开以及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得到阎锡山的密切合作和有效支持，从而取得战略上的主动地位，毛泽东先后主动与阎锡山进行了一系列的函电商讨，并派中共中央和八路军代表与阎锡山进行了一系列交涉和协商。

1937年7月15日，毛泽东致信阎锡山，并派秘书周小舟携信前往太原，与阎锡山商讨“关于坚决抗战之方针及达到任务之方法问题，红军开赴前线协同作战问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7月17日，毛泽东再次致信阎锡山，并令中共中央与山西当局联络代表彭雪枫速返太原，就红军与晋绥军协同作战及北方局进驻太原等问题与阎协商。28日，阎锡山复函毛泽东，表示：“先生抗日至为钦佩，国事危急，非集合全国财力人力不足以渡此难关，愿与先生同赴国难。”（《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大事记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页。)8月10日，毛泽东致电彭雪枫，指示他与阎锡山交涉红军出动路线和公开设立红军办事处等事宜。8月25日，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同时，上述问题经与阎锡山商定后，由彭雪枫任主任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正式成立。

8月底，八路军开始东渡黄河，出师山西。为商定八路军赴晋参战后之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兵员补充和后勤保障诸事，毛泽东于30日和31日连电即将赴南京与国民党中央政府谈判的周恩来即时转赴山西，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和阎锡山就以上事宜进行协商。9月7日，根据毛泽东9月3日及当天的电示，周恩来在雁门关以西之太和岭行营与阎锡山达成八路军以太行山脉及太行山北端为根据地，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等四项协议。进入9月中旬，天镇、阳高、大同相继失守，山西战局急转直下，晋绥军中弥漫着失败情绪。9月16日，彭雪枫奉命赶往太和岭，向阎锡山通报八路军一一五师由原平向平型关开进情况。阎锡山表示，有八路军帮助，他决心团结一致抗战到底。根据山西及整个华北战局的急剧变化，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电示，周恩来于21日陪同刚刚到达太原的朱德连夜奔赴前线再见阎锡山，商谈八路军游击地区、军队驻扎和兵力使用变更等问题。经协商，阎锡山同意八路军在其辖区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允许驻区的群众工作由八路军独立负责，并可实行减租减息，不好之县长可更换，所组游击队可发枪。

上述一系列协议的达成，阎锡山对共产党、八路军所提要求表现出的这种积极支持、配合的友好态度，虽然有其在晋绥军一路溃败、山西战局十分不利的形势下迫不得已的原因，但无疑为双方此后更加密切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为共产党、八路军在山西实行战略展开、开展广泛的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9月29日发给周恩来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坚信：“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8页。)

（二）精心部署八路军在山西的战略展开。为了开创山西团结抗战的特殊局面，使八路军在山西和整个华北的敌后游击战争中立足于战略上的主动地位，从而充分发挥其优势、特长和最大的战略作用，最终实现“经营山西”的战略，将山西建成巩固的抗日堡垒，持久坚持华北抗战，毛泽东高瞻远瞩，不仅及早谋划、决策，而且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变更八路军的作战区域和兵力配置，部署各部的战略展开。他强调八路军在山西的“部署应远看一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47页。）。

根据与国民政府及阎锡山商定的方案，八路军主力开赴山西前线后，将全部集中部署于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配合友军，创建抗日根据地。但是当八路军按照既定部署向山西开进时，华北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企图迅速拿下山西的侵华日军，在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主力于9月13日占领大同后，另一路协助察哈尔兵团迂回夹攻山西的华北方面军直属第五师团，于9月11日至20日先后侵陷蔚县、浑源、广灵和灵丘，直驱平型关，图谋两路会合直取太原。这样，“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根本上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47页。）因此，毛泽东迅速作出了调整原定部署的决定。9月16日，他致电正在率八路军总部准备东渡黄河的朱德、任弼时，要求将八路军3个师暂时分别部署于以五台山、管涔山、吕梁山、太岳山为中心的晋东北、晋西北和晋南地区活动，以摆脱日军的迂回包围，再图发展，第一次提出八路军在山西分区部署，分片开辟根据地的计划。9月19日、21日、23日、24日、25日和29日，毛泽东接连致电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领导人及北方局负责人，根据瞬息变化的战局，对在山西普遍开展游击战争进行部署，指出：“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9页。）毛泽东特别强调，发展游击战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1页。）

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八路军总部和各师派出若干地方工作团，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开始深入五台山、管涔山、吕梁山和正太路南侧地区分头发动、组织群众外，主力则主要是在北同蒲路和正太路两侧地区配合正面战场侧击日军。太原失守后，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毛泽东立即部署八路军三师主力以山西四面山地为依托，实行第一次大规模的战略展开。正是由于毛泽东及时坚决、正确得当、具有战略远见的部署，才使八路军抗战初期在山西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始终处于战略上的主动地位，这也是当时山西抗战特殊局面得以成功开创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