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邓小平务实理念频频遭到“四人帮”的干扰

兰台：

事实上，中美建交，也许本该更早完成。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与中国签署了中美上海公报，这意味着中美两国结束了22年隔绝的状态。

对苏联威胁的抵御，是两国走到一起的原因。不过，尽管开了一个不错的头，中美关系后来的道路又不太平坦。一开始，中美两国一度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美建交的时间表，锁定在尼克松总统竞选连任以后，但是1974年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下台，继任的福特在再一次加强了美台关系，但却加剧了中美的争执——台湾问题，一向是两国分歧的焦点所在。

1975年5月6日，福特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再次保证，他将信守对“盟国”承担的义务，并特意提到台湾。他说:“对台湾的义务———包括规定美国有义务保卫这个岛屿的安全条约———是有利于维护太平洋的和平的事情之一。”这番表态令台湾当局深感欣慰， 

1975年12月1日，美国总统福特来到北京，邓小平与他进行了三次会谈。邓小平坚持美方对台湾“断交、撤军、废约”三个原则，但福特只是期待中国承诺不用武力解决问题，强调：“我们期待着你们政府和台湾之间的问题的任何解决将会通过和平方式。”

尽管分歧很大，邓小平依然认为中美高层接触是必要的，他对福特说：“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理所当然地有许多分歧，但这不排除寻求共同点，不排除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双方可深入地交换意见。哪怕是分歧、吵架也没有关系。”

不难发现，虽然此时的邓小平没有说出口，但他处理问题的逻辑，已经很明确地排除了“意识形态”这个因素，正如1981年初，邓小平就对来访的美国人所说的：“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

到了80年代末期，邓小平明确地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问题。他在会见美国已故前总统尼克松时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

不过，在文革尚未结束时，邓小平这种务实的理念依然难以实施。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文革中的“风庆轮事件”。1964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了造船和买船同时并举的方针，1970年，又指示在国内造船一时不能适应需要时，适当买进一些船舶。1973年底，由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风庆轮建成。按照船只的性能，交通部认为该轮只能跑近洋运输，“四人帮”抓住这个机会，在《文汇报》、《解放日报》接连发表文章，宣称“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影射交通部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要“彻底批判代表儒家卖国主义路线的崇洋媚外思想。”并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王洪文还专程飞往长沙毛泽东处去告状，目的便是“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尽管在这次事件中，邓小平得到了毛泽东的保护，但在1975年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其被批判的重要罪状之一，就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下，狂热地鼓吹洋奴哲学”。

他的去职令中美关系正常化又被搁置了下来。

1978年秋，重新执掌权力的邓小平视察东北时，对当地领导说，“过去，我们对国外的很多事情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知道还有罪嘛，崇洋媚外嘛。我们应当去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邓小平心中想必深知摆脱极左思潮对中国走向开放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