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作为中间人为中共提供大量资金的苏西夫人是谁

蒋介石、毛泽东互不信任

真正的统一还远远谈不上。问题的症结在于蒋介石和毛泽东互不信任。

按照毛泽东的理解，这个政策最终是与共产国际早先提出的所谓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密不可分的，尽管两者间的关系有点模糊不清。毛的出发点是斯大林本人早在1926年11月末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就已提出的一个老命题，其内容是对列宁关于东方国家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思想的“社会主义阐释”，其实这个所谓列宁的思想纯属虚构。共产国际内外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这个思想。

斯大林的观点基于他的如下信念：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迟早会投向反动营垒，因而革命的领导权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落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手里。在后者的领导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将在这个国家建立起来，这一专政又将不可避免地打开“中国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过渡的大门。1928年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批准了这个将非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提并论的观点。大会宣称，这将是中共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和反帝的”革命中取得胜利的结果。

毛泽东无条件地信奉这个理论，此前几年他就曾试图将这个理论付诸实施。就此而言，在他看来，与国民党、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这一场新游戏并不代表在中国革命的观念基础方面任何意义上的质的变化。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暂时的迂回曲折改变不了中国未来的革命的共产主义性质。对于中共来说，中国革命的前途依旧是“非资本主义的，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义的”。在1937年5月初于延安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毫不含糊地指出：

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

他在各种场合对那年夏天访问延安的外国记者重申了同样的意思。例如，在六月下旬与一组美国人的会谈中，他强调说：

在中国，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一条件决定了中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的前途。……我们的结论是，中国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是列宁规划革命问题的方式。……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创造了通过战争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几天后，在与海伦·福斯特·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又说了类似的话：

中国革命……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但我们同时也认为，使中国革命避免资本主义前途，将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是有可能的。……在这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之后，在民主革命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之后，这场革命将通过转变为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来庆祝它的胜利。我们共产党人相信，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在上面说的这些观点与共产国际六大通过的有关决议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的分析是一致的。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宣称，地主是“革命的主要敌人之一”，指责他们“与帝国主义有重要联系”。接着他明确无误地暗示，不应该相信民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与帝国主义的资本和土地都有着特殊联系”。

这个看法与延安的其他几位领导人的观点不同。比如，周恩来认为，在现阶段有可能建立的，是一种“民族民主制度”；在这个制度中，工人阶级和农民并不是领导阶级，只不过将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一制度将会把工人、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乃至地主团结在一起。这也是张国焘的基本观点。

在怎样抗击日本侵略的问题上不同的中共领导人所持的不同看法，反映了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毛泽东不仅不想打阵地战，而且对这位最高统帅领导下的任何一种抗击日本的常规的或机动的战争形式，一般说来都不感兴趣。

诚然，他并不拒绝援助“友军”，但是在他看来，八路军能打的和应该打的，只能是在日本人后方进行的、且独立于国民党的纯粹的游击战，或者说是具有运动－游击性质的军事行动（他称其为“麻雀”战），这样才能“握有主动权”。他认为这种战争方式“更自由，更灵活，也更有效”。他还坚持，只能把百分之七十五的前红军主力部队派去打日军，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五的部队应留在边区，以防备蒋介石可能发动的攻击。不用说，蒋不可能知道这个比例。在这个问题上，洛甫再次成为毛的主要盟友：他完全支持毛的观点。

（本文选自[俄]亚历山大.V.潘佐夫著，卿文辉、崔海智、周益跃译《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