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地雷战 炸的日军叫苦不迭

作坊主们知道这些发火器是用来打仗的，每次都会保质、保量、守时生产出发火装置。拉火炮和发火装置虽然原理相似，但内部结构有很多区别。王耀南就让工兵干部们和做鞭炮的师傅们共同研究怎么能将发火装置做得更好。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地雷壳子生铁原料来源缺乏。王耀南就动员军队和民兵使用代用器材造雷壳，比如洋油桶、茶壶等。有干部提意见说老百姓的坛坛罐罐虽然不值钱，但破家值万贯，不能让老百姓用锅碗来做地雷。王耀南听取了干部的意见，他和几个冀鲁豫军区干部反复试验，研究出用石头造雷壳的方法。

之前一个地雷比3枚手榴弹还贵，而改良了制作方法之后制造的土地雷，成本和造一粒子弹差不多。大大减少的成本使地雷推广应用成为可能，这是最后地雷能在胶东战场发挥巨大效用的先决条件。

地雷战让日军丧胆

地雷战因为战果分散，每一次给敌人造成的杀伤力有限，在日军的战史中没有被大量记载。但我们仍可从侵华日军的回忆录中寻找到地雷战的身影。

在原日军独混第五旅团第12独立警备队卫生曹长桑岛节郎的回忆录《华北战记》中提到了几次与地雷打交道的经验，他曾侥幸逃过被地雷炸死的命运。

地雷战初期，民兵和八路军部队主要使用的是绊雷和踏雷。埋雷的过程要特别谨慎小心，先挖开一个一尺见方的洞，里面横上一根木棍，再在上面放一块木板，木板的一边钉着一颗小钉子，钉子上拴着一根引线，引线的另一端连着一颗地雷，地雷被放在紧接着的一个圆坑里，把引线绷直了，轻轻地在上面撒上土。为防止敌人看出，埋雷时还会轻轻地印上人畜的脚印或放上几块牛羊粪。

日军行进时走的都是平时老百姓走的路，为防止地雷炸到自己人，部队有时会派专人把守，见到百姓来了，就让他们绕道走，后来又提出“不见鬼子不挂弦”的原则。

日军吃过几次亏后，就派工兵在队伍最前方进行扫雷，或者抓来当地的老百姓在前面开路。这时简单的踏雷就不能用了，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与日军的斗争中，我方军民用烂铁片、茶壶干扰日军工兵的扫雷活动，还发明了真假雷、硫酸雷等。这些雷让日军防不胜防。

最让日军感到恐惧的还是拉发雷，抗战老人单景祥回忆到：“日本人怕了我们的青纱帐，怕了我们的拉雷，说我们的地雷长眼睛，有鬼附在上面。”

“眼睛”就是埋伏在附近的游击队员们。看到日军队伍行进到地雷区，游击队员们等待作为挡箭牌的老百姓走过之后，就拉响地雷，炸得日军措手不及，人仰马翻。

“我的手上紧紧拽住拉线，可千万不敢大意，一会手心就渗出汗来。队伍过来了，老百姓，让他们过去，警卫队(即伪军)，还是不拉，他们虽然是帮日本人害中国人，但还是我们中国人，大多数都认识。直到最后日本鬼子的队伍过来了，我们才拉线。”单景祥老人回忆到。

日军常在夜间突然出城扫荡，视线受阻，身体疲惫，八路军就利用敌人精神状态松懈的绝好时机，埋伏好地雷，一声巨响过后，听到日军惨叫。

日军以大队规模进行“扫荡”时，多名乘马军官会聚集在一起，这也是攻击的绝好目标。八路军放过在前行走的部队，目标直指军官，破坏日军作战指挥系统。还有一种攻击行军大队的地雷叫“连环雷”。这种雷用一个铁丝将几个地雷串联起来，敌人一旦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

据单景祥老人回忆，当时日军面对冀中平原敌后武工队对碉堡的偷袭只是放了一夜机枪，不敢出来，因为碉堡不远处到处都埋着地雷。

美国著名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在看了冀中的地雷战后说：“围困日本人的一个常用方法，便是在据点附近安放成百上千个地雷。”“一个人有相当大的勇气，才能面对敌人可怕的现代化武器想出这些‘微不足道’的抵抗方法。”

地雷战中不能被遗忘的人

《地雷战》电影中的民兵队长赵虎和雷连长等人总能有各种点子，发明了10余种土地雷。土地雷确实大大减轻了军区发放武器的压力，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敌人，但是在投入使用中有时会出现各种问题。

在观看影片时，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指出了该片的不足：“你这个工兵专家的作用到哪里去了？几个老百姓怎么能搞出地雷战呢？”当时中国华北地区的农民连字都不认识几个，造出如此精妙的地雷的可能性确实不大，甚至在八路军中也极其缺少地雷制造的专业人员。其实，在华北地区地雷战中，有着一批科学技术人员，他们为抗战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甚至是生命。

熊大缜是中国物理学事业的铺路人叶企孙的得意门生。1938年春，抗日战争处于艰难时期，八路军急需枪支弹药。熊大缜得知八路军准备开展地雷战并且需要科技人员协助后，放弃了去德国深造的机会，推迟婚期来到冀中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