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奸臣比较：蔡京仅是帮凶 秦桧才是罪魁

后来，在张浚的一手操办下，朝廷夺了刘光世的军权，结果刘光世去职后，他的部下郦琼却因不服新人节制，率淮西军四万之众投降了伪齐，使南宋刚刚积攒起来的一点兵力优势丧失殆尽，史称“淮西兵变”。最后，张浚也不得不引咎辞职，赵构又重新启用赵鼎为相。

二度任相后，赵鼎越来越感到行事艰难。艰难的关键，是因为赵构在内政外交政策上，起了显著的变化。一是要贬死张浚。张浚是有“勤王”之功的，苗刘之乱的平定，几乎是张浚一手策划的，但当他辞职后，赵构却无情地说：“浚罪当远窜。”要将其贬至岭南，而岭南在当时却是死地。为此，赵鼎偷偷扣下诏书，然后反复做赵构的工作，说张浚有“勤王”功，又说他有八十岁的老母要照顾，几乎是哀求，在苦口婆心的劝说下，赵构才勉强同意张浚贬岭南稍北的永州，其实也离死地不远。二是热衷于向金乞和。金国派人前来议和，说是议和，实际是以逼宋称臣、纳岁币等屈辱政策招降而已，所以朝臣都认为金人不可信，反对议和，而赵构却深信不疑，对反对议和者竟然一反常态地大发雷霆。三是秦桧上台。秦桧建炎元年（1127）被金人俘获，建炎四年（1130）忽然携家而还，十分吊诡。秦桧回来后，赵构曾用他为相，但不久就被朝臣论罢。然而，自从张浚离朝，秦桧就在赵构的安排下，再次进入了核心决策层。绍兴八年（1138）三月，秦桧出任尚书右仆射兼同平章事，与赵鼎并相，他那“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投降说又浮出了水面。

综合其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关键是从张浚去国、秦桧归队开始，赵构就已经被秦桧说动，选择了投降金国、屈辱偏安的国策。而对于坚持与金势不两立的赵鼎来说，道路的选择就意味着前途与命运的选择，即便他不是激进派，但只要他坚持抗金，反对屈辱议和，就必须接受贬官的现实。于是，这年十月，赵鼎被罢去宰相职务，以忠武军节度使出知绍兴府，再也没能回来。从此，秦桧独相，全权处理南宋对金乞和事宜，前后专权十八年之久。

谪贬多处绝食而逝

宋高宗赵构执政初期的政策有其摇摆的一面，有时主战，有时乞和。但自从秦桧任相以来，朝廷政策基本就是一味乞和、苟且偷安了。秦桧是坚定的投降派，赵鼎是坚定的抗战派，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注定了二人水火不容的死敌关系。

如若要细察和掂量一下秦桧在高宗朝的地位，可把他与北宋徽宗朝的宰相蔡京进行一番比较。秦桧与蔡京的最大不同就是，秦桧能主导宋高宗的朝政，而蔡京却无法左右宋徽宗的大政方针。也就是说，秦桧任相时，宋高宗在外交内政上，大都听命于宰相，而在宋徽宗眼里，蔡京不过是一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钱袋子。蔡京创设“应奉局”，大兴“花石纲”，改革盐法和茶法，为宋徽宗在享乐和金钱上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他任相期间，陈东等几个太学生就可直接上书骂他国贼，宋徽宗甚至三次让他退休，拿掉他就像拿掉桌上一个杯盘那么容易。两者相较，秦桧堪称权臣，而蔡京只是一个通过不断满足皇帝欲望而获得宠幸的弄臣，秦桧是祸国殃民的罪魁，蔡京只是一个助纣为虐的帮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秦桧能够轻轻松松裹挟着皇帝，以皇帝的指挥棒实现自己巩固权位、排除异己的目的。

所以，秦桧要打击异己、收拾起赵鼎来，简直是易如反掌。赵鼎作为秦桧的对头，注定无处可逃。

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曾载一事，说不主和议的赵鼎罢知绍兴府，临行之际，秦桧假惺惺在渡口小亭设宴为他饯行，然而，赵鼎并没打算领他的情，打个拱手就要登船。秦桧忙说：“我已请示皇上为君饯行，何不稍作停留呢？”赵鼎冷冷地答道：“主张不同，何留之有？”随即上船，扬帆而去，留下秦桧在岸边半天没回过神来。从此，二人矛盾更深了，秦桧将其视为“眼中钉”，甚至萌生了杀赵之心。

赵鼎后来一系列的遭遇，证明了这一点。

从绍兴八年开始，赵鼎先后贬谪绍兴、泉州、潮州等地，辗转多处，颠沛流离，人越贬越远，最后竟贬至吉阳军（今海南三亚），备尝人间辛酸和痛苦。他在潮州五年，闭门谢客，清心寡欲，绝口不提政治。在吉阳军三年，依然噤口卷舌，深居简出。但他爱国报国之心始终没变，他在贬至吉阳军的谢辞中写道：“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体现了他忠贞不渝的男儿本色。秦桧观后，恨恨地说：“此老倔强犹昔！”

当时，因担心亲朋好友受到牵连，赵鼎几乎断绝了一切联系。门人故吏更是害怕惹火烧身，皆不敢通问，只有广西经略使张宗元出于敬仰与同情，不时派人渡海，馈赠米食以接济，秦桧听说后，立马将张宗元调离广西。

赵鼎明显感到山雨欲来，秦桧开始要对他下毒手了。于是，他萌生了自杀的打算，他请人转告儿子赵汾说：“秦桧必欲杀我。我死了，你们则无后患，我若迟死，必将祸及全家。”死前，赵鼎自书铭旌（竖在灵柩前的旗幡）曰：“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即将弃世，他念念不忘的还是江山社稷。

绍兴十七年（1147），赵鼎在吉阳军贬所绝食而死，享年六十三岁。

赵鼎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也是悲壮的一生，更是为南宋偏安小朝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故《宋史》评价他说：“论中兴贤相，以鼎为称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