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女检察官诉广州律协:希望法官做出伟大判决(图)

作者:孙莹

2015-08-04 第362期

一个不会妥协的人,能在体制内活23年吗?答案是“能”。

7月30日,杨斌状告广州市律协,在越秀区法院正式立案。孙莹摄。

一个不会妥协的人,能在体制内活23年吗?

答案是“能”。

45岁的广州市女检察官杨斌活下来了。不过,四个月前,她也从广州市检察院“裸辞”。辞职后,想当实习律师的她,又一纸诉状将广州市律协告上了法庭。

杨斌在广东是名人。2005年,作为检察官的她,在法庭上为女囚落泪、求情,只因那女囚是在贫困交加、绝望无助的情况下溺死了自己的女婴。她时常在微博、报刊上对公共事务发言,以至广州市检察院三位领导加班陪她学习《检察微博管理办法》,提醒她“要把精力放在本职工作上”。四个月前,她辞职的新闻,从广东地方到全国的媒体都有跟进。

“她是个奇葩。”谈起杨斌,广州市检察院一位年轻的女性公务员如是评价。

“在体制里呆了这么多年,居然还能保持那种状态,”这个年轻的姑娘觉得不可思议。

7月24日,杨斌带了一众记者,直奔广州市越秀区法院,记者们全程跟拍了她提交诉讼材料的过程。

“这不是炒作,又是什么?”一位署名为“张扬律师”的网文公开批评,还建议杨斌“到了哪个圈子,就应该要遵守这一圈子的游戏规则”;“如今辞职出来后,又利用原来的经历高调地进行炒作行为,会被同行不齿”。

绿灯和红灯

杨斌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转发了批评她的这篇网文。“理性的人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她说。

“这事我就是要炒作,越多媒体关注越好,只有更多的媒体关注,这个奇葩规定才能废除。”

辞职后的杨斌想当律师,就得从实习律师干起。广州市律协规定,申请实习律师证,要出示“无犯罪记录证明”,这个证明得从14周岁起,换过几次户籍就要出几份。

15份材料、至少要跑三个省、至少要跑五个派出所……如果要循规蹈矩办实习律师证,这是杨斌不得不做的事情。

杨斌的情况是:14-18岁在湖南湘潭,18-22岁在重庆上大学,22-34岁在广州花都,后来在广州市检察院的集体户口,再后来才是现籍广州市黄花岗。

“就算我回老家、回重庆开这个证明,我又凭什么证明这里曾经是我14-18岁、18-22岁的户籍地?户口本早没了!而且那时没电脑!全部手工。派出所也不会理我呀。”

当过检察官的她太清楚了:全国公安早就有联网系统,要看一个人是否有犯罪记录,一查便知。公安系统按几个按钮的事,却要当事人辗转五地来办,杨斌觉得这事太荒谬。何况从法理上说,公民没有自证的义务。

多位广州法律界人士告诉凤凰网,他们通常办理这个“无犯罪证明”的方法是:“找关系”。

在检察院工作了23年的杨斌,“找关系”并不难。但是她觉得这规定本身并不合理,应该废除。

并不是所有城市都有这样的奇葩规定。在上海申请实习律师,无需开无犯罪证明,只需本人签署承诺书;在北京,只需到现户籍所在地开无犯罪证明即可。

杨斌决定把广州市律协告上法庭。

“如果是其他人遇到我这样的事情,我也许也会劝他们找关系搞定算了。普通人往往没有抗争的资本,你去抗争,可能一个泡都冒不出来。可是我可以,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美国漫画英雄“蜘蛛侠”有一句著名的话:“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杨斌说,她很同意。

相比普通人,她确实有更大的能量。她四个多月办不成一个“实习律师证”的新闻,媒体早已广泛报道。有知情人称,广州市律协将杨斌的申请递到广东省律协,省律协的一位领导表态说,我们这个规定,“决不能在杨斌这里破例”。

这位领导误解了杨斌。杨斌并不是希望“破例”,成为不用遵守规则的幸运者——如果仅仅是这样,她完全可以通过“找关系”解决——她是希望整个不合理规定彻底废除。

用她的话来说,她不是希望给自己“开绿灯”,她是希望“彻底就没有红灯”。

7月30日下午,杨斌穿了一件米色上衣,黑色裤子,手挎红色包包,来到广州市越秀区法院。她接到通知,状告广州律协的案子已同意立案。

走进法院大门,负责安检的保安笑着问她:“斌姐,又来啦。”

“是啊,”已经走过安检门的杨斌,回过头来又问他们:“你们支持我不?”

“当然滋瓷啊!”操着粤语口音的保安立刻回应。

交费50元后,杨斌领到了“受理案件通知书”。这意味着:针对广州市律协的战斗正式拉开序幕。

“我好想跟这个案子的法官说,希望他能做一个伟大的判决,从此废除这样不合理的规定。因为公民没有自证的义务。”

“这不是什么伟大的判决。这就是常识,”一位朋友摇头。

“在这个常识颠倒的社会,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判决,”杨斌说。

设防和死磕

她是一个不设防的人。她家那个小小的院子,数不清的媒体人、法律界人士、案件当事人都去过。院子只有一点点大,晾着衣服,放了不少杂物。

“很多人劝我,做律师要防备当事人。一旦你不能如他们的愿,有时候会很麻烦。但我觉得没什么。”

7月30日上午,杨斌刚刚起床,穿着睡裙的她抱歉地对记者说:我们在小院子里谈吧,屋里有些乱。我们在外面点个蚊香。

七月的广州是33度的高温。太阳直射之下,小小的院子里难免有点闷。她想了想,笑着说:那还是到屋里来吧,外面太热了。

这个53平米的小房子,与很多普通广州市民的家一样,简朴,略杂乱。杨斌告诉凤凰网,尽管还没拿到实习律师资格,她还是可以接一些案子来做,只是不能做“出头面”的工作。收入还是有,只是会少很多。

“因为声名在外,现在找我的案子,要不就是把我当包青天,要不就是把我当活雷锋,”她苦笑。

早在3月杨斌辞职的时候,媒体就大范围报道过她“办证难”的问题。后来,总理李克强公开批评“要证明你妈是你妈”的“中国式办证”。

“可是有什么用?在基层,一切如旧,没有任何改变和推动,就是这么回事。”

杨斌建议律协向广州市公安局发一份公函,每年申请实习律师的,统一交姓名、身份证号码,由市公安局批量查询。

“这种公对公的方式,百分百ok,广州市公安局不可能拒绝你。对他们来说,这是本职工作;对你来说,也是工作亮点。为什么不这样去做?”

杨斌跟广州律协也私下交流过。“他们说他们也是一肚子苦水,你去告也好,”她说,特别能理解那些“死磕律师”:“虽然有一些死磕律师的具体做法我不认同,但很多事情你不去死磕的话,这个社会就没有任何的改进和推动,中国永远都在这一团乱麻里面,每一个人都理不清,每一个人都深陷其中,每一个人都充满无尽的抱怨,但每一个人都没有实际的行动。所以我就觉得像我这一场官司能不能至少解开某一个神秘的连环套。”

所以,还没当上律师,杨斌就已经开始死磕了。

“还没当上律师就得罪律协,以后在广州还混不混?”

“你想明白没有,对自己有什么好处?中国这么多问题,你杨斌能改变吗?要改,也不要拿自己开刀啊!还没做律师就得罪律协,以后在广州还混不混?你这么好的开局,朋友信任你,当事人信任你,案源不愁,赶紧拿到证才是最大的正事!要善于妥协,妥协是智慧啊!你已经这么有名了,你已经足够有名了,你再出名有什么意义?闷声低调赚钱,赚了钱再谈理想!”

“低调”这词,杨斌听得耳朵都起茧了。老有好心人劝她“尽可能低调地婉拒和逃离媒体的关注”。

“可能我性格还是比较烈性的那种人,我看到很不舒服,真的,”杨斌不想领这些情。“他貌似很关心你,但只会让人泄气。”

懒得解释的杨斌,干脆把微信签名档改成“不折腾会死”。

“真正懂我的朋友,了解我性格的朋友,他只需要问我:你想好了没有?如果你想好了,你做的是一件正确的事情,我支持你。”

在讨论她辞职的家庭会议上,杨斌的二哥说:“杨斌这种人,其实社会很需要。只是不幸她出在我们家了。”

“墙里的人有时候比墙外的人更希望墙倒”

提起诉讼前一天,一位律师给律协打了电话,说你们把杨斌这个事办了吧,她都要告了,这样“大家都不好看啊”。

“然后那边的答复大概意思就是说,他们也没有办法,我们都很烦这个规定,起诉也好,废掉这些我们也认为不合理但无能为力的规定,”这位律师说。

“墙里的人有时候比墙外的人更希望墙倒。”这一天,杨斌在朋友圈内写下这句话。

她深有体会。从市检察院辞职前,她最后一个岗位就是负责开具“无行贿犯罪档案证明”。按照规定,进行招投标的企业,都要出示这样一份证明。他们跑到市检察院,就会遇到杨斌帮他们办证。

那时的杨斌,是审批者的角色。“我在那里干了一年,我就知道这个东西太操蛋了。”

“一开始,企业来办证明,要跑两趟,准备一打材料。后来我简化,只要两三张纸就搞定了。我很心疼,他们交过来的东西,其实我们都是马上作为废纸的,我觉得很浪费资源。而且我恳请网上受理,他不用跑两趟,跑一趟就行了。按规定是三天内给结果,但我值班的时候,一般就会让他在外面等一下,或者一会儿再过来,我们当天可以出结果。”

但是,如果不是杨斌值班,来办证的人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有时候窗口外面排了长长的队伍,有些人急得直哭。这些被折腾得死去活来的办证人,有时会向杨斌抱怨。

“我对那些抱怨的办证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去投诉吧,我支持你去向领导投诉,你和我反映没用啊!我只能在我职权范围内给你们行方便,但我管不了别人啊。可他们就是一个都不敢去反映,”杨斌很无奈。

离职的时候,她给检察院写了一份调研报告,建议“无行贿记录”可以通过交易中心将涉及的招投标单位,统一交到检察院,批量查询。“对于我们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这是分秒之间的事情。但是你想,对这些办事人,要跑来跑去,这中间要花费多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检察院的工作量也增加啊,这些人分散来跑,处理起来不是更麻烦吗?”

这样一件“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情,就是没办法落实,杨斌只能叹气。

那时候,作为一个墙内的人,她比墙外的人更希望墙倒。

“奇葩”和“软肋”

“我的成长非常不顺利,在体制内真的不是很顺的。我这样的性格,就是不妥协,个性非常地强烈,有自己的想法一定会表达出来,”回想自己在体制内23年,杨斌说。

杨斌出生在湖南湘潭,父母都是国营大厂里的职工。父母一辈子都很怕求人,省吃俭用,只想孩子好好读书,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不过杨斌从小读书就很笨。大学又学了一个“特别烂的专业”:重庆大学社会科学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专业。

“你这个专业啊,只能去找江泽民了,”22岁的她南下广州找工作时,人家这么揶揄她。

她还记得当时自己为找工作,在人家工厂门口失声痛哭。

后来在花都区检察院的那段日子,她也经常得罪上司,曾因为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导致日子非常难过。长达一年多,她整夜整夜地失眠。

“我这种性格,掉过很多坑,撞过很多墙,”她自己也知道,但她不想改。

杨斌的丈夫,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典型的广东人,性格温和。他有时看到别人太懦弱,会笑着劝别人:“你要跟我老婆学习,我老婆只要自己认为在理,她就是很强势的。”

“这辈子有服过软么?”记者问杨斌。

“很少。我最大的缺点也就是我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会妥协。” 

也许唯一的软肋是孩子。

她只有一个儿子,今年15岁。这个身高已经超过一米八的大男孩,性格更像爸爸:温和,有点腼腆。“儿子很善良,善良到我有些担心,当他有一天真正要独自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他的善良会不会成为最大的缺陷和弱点,”她是真的担心。

从小到大,每年寒暑假,家里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小客人,多是些苦命的孩子,来自有缺陷的家庭——不是因为贫穷,就是因为父母被告或被害。那时候,儿子曾睁着天真的眼睛问她:“妈妈,那个小朋友为什么看上去不快乐?我们要做点什么让他快乐一些呢?”

2013年“小升初”,儿子所在的越秀区,是广州市教育资源最好的区之一。儿子考得也很不错,平均每门功课近96分。但最后还是被电脑派位到最不想去的中学。教育系统的朋友告诉她:电脑派位,猫腻多着呢,你不送礼不找门路,活该。

“孩子读书的事比天大,”一贯不求人的杨斌,也不得不低头。一番周折之后,人家告诉她:别人至少半年前就开始运作了,你这个和时代和潮流脱节的妈,现在才来,肥猪肉早就被人分完了。

为了让儿子上学近一些,她只好把自家的房子租出去,到儿子学校附近租房住。花钱买了重点中学学位的家长嘲笑她:“反正都要花钱,你这租房子折腾的,还不是一样花钱,逃不掉的。”

倔强的杨斌曾拉着老公,跑到教育局投诉电脑派位不公。如所有人事先预料的一样:如石沉大海。

“我彻底投降,”她在微博上把整个事件从头到尾诉说了一遍。她说:“我不可能耗尽自己的时间、精力、心血,去陪一个庞大的官僚烂摊子玩。它要烂就烂吧,我还得过我的生活。”

那大概就是最近一次“妥协”,至今已两年多。  

“你真的无所畏惧么?”

对这个问题,杨斌想了一会儿。然后她说:“我想我真的无所恐惧。第一,我相信自己做的事是正确的。第二,目前为止,我相信自己是干净的。”

“像我这种性格的人,总要比别人多碰很多壁,多吃很多亏。但命运也会在你最想不到的时候,给你最想不到的奖赏。”

“命运给你最大的奖赏是什么?”

“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说自己想说的话。这一条,很多有钱、有权的人也做不到。对不对?”

(凤凰网:孙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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