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张汤后人：儿子统揽朝政 一门三侯安享200年富贵

其中甚者，已经到了“二千石莫能制”的地步，汉景帝时“酷吏”郅都的成名之战，碰到的就是济南郡（在今山东省）的瞷氏，同姓同宗有三百多家，仗着家里丁口多为非作歹，郅都一到任，直接族灭了瞷氏的首恶，全郡震惊，作奸犯科的人赶紧逃亡。

在治理宽平的时代，郅都这样的人当然可怕，相邻的十几个郡的太守吓得都把他当领导一样恭敬着。

他其实只是个开头。

汉武帝即位后，面对遍布整个帝国的豪强，整治的手段不断升级，先是在旧的廷尉-太守的司法体制下入手，后来又增加了刺史巡部，甚至派出相当于后世钦差大臣的“绣衣直指”，杖斧巡郡，遇到盗贼、豪强不法可以直接调兵攻杀。

在旧的法律体系之中诛灭豪强的名臣，司马迁和班固都将之放入了《酷吏传》中，不过这个“酷”字可不是残忍暴虐的意思，其本义是“酒的味道过于醇厚”，试问，酒该不该有酒味？

答案不言自明，所以对于酷吏们在地方上屠灭豪强的行为，司马迁这个当时人的态度其实是支持的，只是觉得有些过度，所谓“虽惨酷，斯称其位矣。”

比如王温舒。

汉武帝时，王温舒被派提拔河内郡（在今河南省）做太守，还没上任就早早侦查了当地的豪强大族，九月份到岗就下令准备五十匹快马，从河内到长安沿线自设交通站，开始抓捕当地的“豪猾”，也就是大流氓。

接下来就是人咬人、狗咬狗了，各种违法乱纪的事儿牵连出一千多家，定案奏报走他自己的通讯线路，两三天就得了批复，大罪灭族、小罪砍头，杀人杀到流血十几里，杀到郡内大治，街无夜行之人，野无犬吠之盗。

就这么杀到春回大地，必须封刀了（注：当时规定秋冬行刑），王温舒竟然跺脚感叹：“唉！要是能让冬天再延长一个月，哥的大事就圆满啦！”

那么，他的大事是什么呢？杀人。

虽然大事未足，汉武帝对王温舒的成绩还是很满意的，升官接着杀别处。不过王温舒不像郅都、张汤这些前辈，杀人不少，德行却差，不但自己贪出了千金之富，手下人跟他几年也“多以权富”，大老虎带出了一群小老虎。

可惜王温舒受贿被人告发，畏罪自杀不算完，全家还被族灭，两个弟弟和两个亲家也犯法被诛，当时人评价，古时有“夷三族”了，王家更惨，落了个“灭五族”。

喜欢串联戏剧性的文人墨客看到这样的桥段，总会感慨“酷吏”不得善终。事实上，张汤被陷害自杀，其子张安世在汉宣帝朝统揽军政大权，一门三侯，传国八代，安度王莽篡汉，二百年间未遭谴黜。与张汤一同编订律令，让汉武帝朝法令愈发刻薄寡恩的赵禹也得享天年。

酷吏们真正的危险反而来自于豪强大族的反扑。

《汉书·地理志》记载，太原、上党两郡聚居了大批晋国的公族后人。自汉朝初年开始这地方就出了名的难治理，朝廷只好派敢杀人、好杀人的太守过去震慑。问题是，春秋战国的游士传统犹存，你太守敢杀我的父兄，我就敢去上访诬告你犯法，告不动，我就去杀你的家里人，反正一报还一报，看谁不怕死。

从结果上看，绝大部分太守、县令肯定是怕死的，否则汉武帝就没必要再派刺史遍天下公费旅游。

汉武帝规定刺史的“六条问事”头一条就是：

（纠察）“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剩下五条，则全部针对二千石的各类不法行为，而且规定刺史只许监察太守、国相这个级别的高官，可见刺史本身只是对旧的行政体系的一个补充，是悬在二千石头上的一只鞭子。

归根结底，在秦汉的法律约束社会的体系下，除了皇帝本身凌驾于法律之上，所有人都是这个体系的螺丝钉，无论是三公身份的御史大夫，还是最高司法官员廷尉，或是治政的二千石太守，甚至是最基层受理诉讼的啬夫，都是这套体系里可替换的部分。

同理，作为一台机器，其中妨碍运行的零件，比如豪强、巨商，或是游侠、盗贼，都需要被挫平，乃至消灭。旧的司法体制完成这个任务困难，那就由刺史拿着鞭子督促你来做。地方出了民变，则由皇帝派出“绣衣直指”发兵攻杀，一次性斩首甚至达到一万多，为叛民提供饮食的也要连坐，一处反乱能够牵连数郡，再杀数千人……

事实证明，不合适的零件是杀不绝的。民乱一起，小吏怕抓捕不着，自己掉脑袋，干脆就不报告，偶尔有到了地方政府的信息，地方领导也怕担责任，干脆也不报，上下勾结，反正过一天算一天。

西汉帝国此时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么，这是酷吏的错误吗？

肯定不是。

西汉的法律社会体系来源于秦，其基础是原子化的小家庭乃至个人，通过细致到刑徒的口粮该吃多少、精确到10分钟的业务计时、物资转运的里程明细等等的律条规范，构成了一个以大分散农业为主体，以国营刑徒工厂为辅助的耕战机器。

秦朝的速亡，让汉朝的开国君臣充满危机感，这才有了萧何更订汉律九章，才有了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时代的无为而治。

此时，原本贴合得严丝合缝的机器零件在具体的行政中被放开了，财富在自由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而制度间的灰色地带，豪强、巨商、游侠这些被秦法深恶痛绝的东西也在野蛮生长，直到将他们的藤蔓伸到黑色或白色的地带。

此时，依法治国，人人可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