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与上山下乡运动的渊源：曾亲自送两子一女下乡

1977年12月12日至1978年1月13日，各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文革”结束以来有关上山下乡工作的第一次大型会议。会议内容是为计划于1978年上半年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进行调查研究，搜集材料，研究和确定工作会议所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当时，社会上对上山下乡的方向议论纷纭。有些人认为上山下乡是“四人帮”搞的，有的说“打倒'四人帮'，知青不下乡”；“打倒'四人帮'，回城有希望”。有些下乡青年认为自己是“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牺牲品”。有的说：“过去表示扎根农村，是上了'四人帮'的当，今后还是要争取回城。”有些原来决心扎根农村的青年，对自己的选择产生怀疑。有的知青先进集体，把墙上挂着的奖状、锦旗都摘了下来。一些已经在农村结婚安家的青年，情绪消沉，感到后悔。社会上纷纷议论说：“现在宣传少了，典型倒了，扎根不提了，政策要变了，知青办要撤了，上山下乡快收场了。”有的地方，下乡青年的家长干脆找到知青办，往回要孩子。从事知青工作的干部中，普遍感到围绕这项工作的“冷风大，谣传多”，压力大，思想混乱。有的说，现在矛盾集中，弄不清上面的精神，说不服下面的群众，左右为难。有个地区九个县、市知青办主任都申请调动，要求干别的工作《知青战线的一些思想动向》，载《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简报》，1977年11月14日。。显而易见，随着“四人帮”极左派退出政治舞台，许多群众已开始从新角度审视上山下乡运动，并且准确预言了它行将“收场”的结局。凡此种种，都是这场运动的不祥征兆。

社会上的种种议论，在座谈会上也有所反映。有的与会者提出了对上山下乡工作应怎样估价的问题：“四人帮”插手了知青战线，工作中又有不少问题，究竟主流是什么？还有人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底是为了什么”的问题。对于“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口号还要不要提的问题，也是众说不一《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简报》，1977年12月17日。。更有人大胆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怪胎”河北省知青办：《关于全国知青工作座谈会的简要情况》，1978年1月20日。。抨击之尖锐，莫过于此。这些迹象表明，在从事知青工作的各级干部中，对上山下乡的方向同样存在着惶惑、动摇甚至否定意见。

不过，座谈会上的种种离经叛道的看法很快被统一到“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上。所谓“怪胎”论，则受到国务院负责人的严肃批评：十一大报告(指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关于“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有关“再教育”指示的内容)不是讲得很清楚吗！这不是否定十一大路线？怎么叫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呢？你说你认识不清可以，你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那不同“四人帮”一样了吗！这不是思想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关于全国知青工作座谈会的简要情况》。。否定上山下乡的成绩就有否定十一大路线之嫌，就是否定一切，否定一切就与“四人帮”一样，因此就成了政治问题。经过如此这般的“推理”--实即上纲上线--之后，人们只有统一口径，继续为这场举步维艰的运动齐唱赞歌。

座谈会认为，知青问题虽多，但不难解决，要鼓劲，把工作抓上去。为此又提出，加强对知青工作的宣传报道，表扬、鼓励好的典型。

为了防止揭批“四人帮”活动产生不利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座谈会强调，批判“四人帮”要注意准确，批什么，立什么，今后怎么办，思想上要明确，不要东倒西歪的，防止副作用。如不要只批“拔根复辟”，因为今后多数人还是要下乡，批得不好，就会把那些有志气、在农村扎根的青年批得不安心了。大学生同农民结婚也不能批，因为同农民结婚应该提倡。批“挑重担”(指辽宁省把一些知识青年放到各级领导岗位上)也成了问题：“你批'挑重担'，难道叫他挑轻担吗？”总之，批“四人帮”不能把上山下乡的方向批掉了，方向批掉了，问题就大了，自己给自己背了包袱，自己给自己出难题。究竟批“四人帮”什么问题，要理一理，不一定像文教战线批“两个估计”那样，有什么批什么《关于全国知青工作座谈会的简要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