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与上山下乡运动的渊源：曾亲自送两子一女下乡

作为一名高级干部无论是于公于私，华国锋在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示方面，似乎都可以说无懈可击。就在华国锋第一个给儿子报名下乡以后，有人曾建议送他儿子去当兵，被他谢绝。当时，从中央到地方，许多领导干部托门子、找关系，通过“后门”送子女当兵，同时也就反映出他们对毛泽东指示阳奉阴违的态度。华国锋却不但送子下乡，而且教育他严格自律，不要搞特殊化，以致当地农民不知道他是华国锋的孩子，认为跟自己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华主席热情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华主席关怀青少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华国锋调北京工作后，再次主动送子女上山下乡，他的女儿小莉，曾在北京一一六中学就读，1974年即将高中毕业。当时他身边只有这一个最小的女儿，按政策可以留城，他却支持她到农村去，走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乡的道路。不久，小莉和同学们一起到京郊平谷县乐政务公社许家务大队插队落户。

在以身作则，把子女送往农村的同时，华国锋在工作中也比较关心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特别是调到中央工作以后，对这项工作更加重视。1973年，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时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的华国锋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领导制定了有关文件，对“文革”后期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华国锋进一步密切了与上山下乡工作的关系。

1975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曾向全国知识青年发出号召，和贫下中农一道，“用我们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我们的世界，将我们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

如上所述，华国锋的政治生涯与上山下乡运动有着长期的渊源，他始终把这一运动看成是毛泽东的重大战略措施，并且竭忠尽智地去贯彻执行。应该看到，华国锋在主持1973年知识青年工作会议期间，对“左”的理论和一些极端做法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是有所察知的，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制定了一些矫正措施。但他这样做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将这场运动引导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因此当他成为全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以后，也就顺理成章地要继续坚持这一方向。而这种坚持，与他在政治上倡导“两个凡是”的方针，又是相辅相成的。

所谓“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汪东兴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并经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而公诸全国的。“两个凡是”方针的实质，就是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过的话，决定过的事继续当作不可移易的“金科玉律”，不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反而要继承那套“左”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从而在新的形势下为拨乱反正工作设置了障碍。

华国锋等人刻板、僵滞的政治立场及坚持“文革”一系列“左”的错误的态度，在上山下乡问题上得到了立竿见影的反映。1976年12月，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宣称：1977年的中心任务是继续搞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科技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此后，这场运动继续被说成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毛泽东在“文革”中提出的“再教育”思想，是在否定建国17年教育制度、教育工作者的前提下提出的，已为千百万知识青年的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但华国锋却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赋予它权威的地位。1977年8月，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指出：

知识青年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又有文化，我们应当把他们培养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必须坚持贯彻执行。对于具体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则应当按照统筹解决的方针，切实解决好。

华国锋的这段话，在以后一段时间里被奉为“知青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各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汇报提纲》，1978年1月13日。。尤其应该注意的是，至少在华国锋等人眼里，“再教育”的思想并没有过时，必须继续“坚持贯彻执行”。毛泽东病重期间，曾谆谆叮嘱自己选定的接班人“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的确未曾辜负毛泽东的一番重托。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也就谈不上知识青年问题的真正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