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曾孤身入疆敦促军政首脑和平起义

敦促新疆军政首脑和平起义

邓力群在与三区革命力量进行联络的同时，还通过多种途径了解、把握国民党驻新疆部队的系统、番号、兵力部署与调动的情况，主要军政首脑的政治倾向及动向，新疆地下进步组织的情况，各种反动势力及外国驻疆领事馆的举动等重要情况，迅速详细地将这些资料汇总，准确地上报中央，为中央关于和平解放新疆的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8月20日，邓力群将此间了解到的有关张治中声望的情况及时报告了中央。 正是根据这些情报，毛泽东于9月8日在中南海约见了张治中，希望他能够致电新疆军政首脑，促使其归向人民民主阵营。

张治中将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当即草拟电文，诚恳敦促新疆的陶峙岳、包尔汉发动和平起义。

党中央根据邓力群的汇报和建议，最终确定了和平解放新疆的方针，并制定了具体的办法。这时，在东有大兵压境，西有三区革命力量牵制的不利形势下，驻疆国民党军政人员发生了剧烈的分化，以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为首的极少数反动分子，阴谋把部队拉往南疆，与逃往南疆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相勾结，形成割据局面。

正在这时，邓力群带着张治中给陶、包的电报，于9月15日乘飞机抵达新疆省府所在地迪化。他的到来，对于主张起义的军政首脑，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支持，更加坚定了主张起义的军政首脑必胜的信心。

邓力群抵达迪化后，被秘密安置在包尔汉家住下。他不顾劳顿，立即开始频繁地与拥护起义的首脑人物包尔汉、陶峙岳、刘孟纯、屈武、刘泽荣等人进行洽谈与磋商。一方面他把了解到的情况及时报告中央，以便决策高层及时掌握新疆动向；另一方面按照中央指示，积极向主张起义者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向他们讲明形势，晓以大义，阐明我党关于和平解放新疆的方针政策。邓力群还迅速地与迪化的各地下进步组织取得了联系，通过谈话、协商，使得各地下组织的活动都统一到党的领导之下，与党中央解决新疆问题总步骤一致起来。并通过他们，与新疆各族人民和社会上层人士加以沟通，为中央提供了非常丰富、有价值的情报。

此时的邓力群，实际上已起到了最初谈判代表的作用。根据各方面情况的发展，邓力群积极向中央建议：“新疆问题已经明朗化，我意以迅速为宜。”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指示邓力群敦促迪化军政当局“迅速派出负责的、能代表地方解决问题的代表去兰州与彭副总司令谈判。”

在邓力群的努力下，陶峙岳、包尔汉等军政负责人都表示愿意接受毛泽东的和平主张及政协《共同纲领》，一切军事政治问题都听从中共中央的决定。

9月25日和26日，新疆军政当局先后宣布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的愿望终于成为现实。这期间，邓力群所作的沟通联络工作功不可没。

为解放军入驻新疆做准备

新疆通电起义之后，局势十分不稳。

邓力群审时度势，及时向中共中央报告危情，并提出建议。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包尔汉也通过邓力群向中央发电称：“本省危机四伏，情势严重，务希转饬西来之人民解放军兼程来新，以解危局，并慰人民之热望。临电无任迫切翘企之至。”中共中央根据邓力群发去的各种情报，做出了迅速进军新疆的决定。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邓力群为大军入疆积极开展工作，从各个方面进行准备。通过与包尔汉和三区方面的协商，包尔汉答应调300辆汽车和相应汽油供应我军军运，三区方面调动了仅有的40辆汽车和200吨汽油、20吨滑机油。

与此同时，粮食供应是解放军入疆的另一重大问题，关系到我人民解放军能否站住脚跟。为此，邓力群多方奔走，以筹措所需要的粮食。邓力群同三区负责人商谈粮食问题的解决办法。经过努力，在短时间内筹措了千余吨小麦，并筹划经费，在伊犁地区采购了一批粮食，基本保证了入疆部队的粮食供应。

在与各方人员洽谈中，邓力群得知驻疆国民党供应处存有棉布万余匹、棉花20万斤，缝纫机900多台，心里非常高兴，因入疆部队到现在还未换上冬装，这正是部队所急需的。于是忙派人联系，通过苏联驻新领事与供应处谈判，获得了这批物资，为入疆部队解决了不小的难题。

新中国成立后，邓力群被留在新疆工作，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政研室主任、《新疆日报》社社长等职。他主持起草了《新疆省人民政府目前的施政方针》，参与筹备新疆省人民政府工作，培养和发展了新疆各民族的第一批党员，为新疆建党建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2年10月，邓力群调离新疆。（摘自《新疆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