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反腐失败之因：不敢打“老虎” 只敢抓“鱼虾”

最终，扬子公司查而未抄，蒋介石恐引起孔家和夫人宋美龄对蒋经国的不满，只得密令蒋经国不要再查下去。表面上蒋经国将孔家扫除出上海，但实际上，他的退让显示出“打虎”之行无功而返。

此外，当时的政府要施行币值改革，要求民众兑换金圆券，虽然民众对国民党政权失望，但由于蒋经国上海打虎，因此还存有一些希望，觉得政府这次是要动真格的。老百姓就排队去兑换金圆券，结果不到2个月“打虎”就失败了，更关键的是由于全国经济管制导致的连锁反应。

随着“打虎”失败，几个月后，金圆券就成为废纸，反倒成了政府攫取老百姓财富的手段。“经过币值改革，把老百姓的金银、外币都换了金圆券，瞬时间兑换了金圆券的老百姓变得一无所有。这样一来，蒋介石连普通老百姓、知识分子的支持也失去了。”

1949年初﹐由于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经济出现全面崩溃，为形势所迫，蒋介石不得不在1月21日宣布“引退”。

民国反腐启示录

“中华民国”建立的反贪机制最终往往都流于形式，甚至被统治者自己破坏，有关职能部门不敢打“老虎”，只敢抓“鱼虾”。

腐化是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化的一种表征，它导致公职官员没有自律感，缺乏操守，妄取分外之利，不尽职内之责。对一个政权的统治造成毁灭性灾难的因素中，贪污腐败是最根本性的、最致命的一种因素。

邱涛分析道：“而民国时期的贪污腐败之严重，存在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的传统政治模式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传统，导致他们使用金钱作为润滑剂；第二是由于近代中国是一个转型时期，外敌入侵情况下，导致中国社会不稳，新旧政权频繁更迭，旧的和新的统治者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力，主要依靠武力和金钱两种手段；第三是中国当时的制度原因，民国时期是从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制的转型期，旧制度留存，新制度要确立，必然会给贪腐留有很多空档；第四是民国时期的法律、政治制度似乎在逐步完善，但是在制度和执行之间存在差距，也就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第五是对反贪腐而言，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形态，且如果政治或者说行政权力对此干预过多，会造成很多问题。”

邱涛认为：“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权，对中国传统中反贪腐的思想因素及监察和惩戒制度多有借鉴，但是，他们吸收更多的，却是贪污、索贿受贿、操控图利的手段。‘中华民国’的消亡，可以说，除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消亡，其深层、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政治、吏治的腐败及官僚体系的贪污腐化。”

从众多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华民国”根本大法性质的法律文件中，在反贪精神方面都是很明确的。无论是《鄂州约法》《临时约法》，还是袁世凯统治时期的“天坛宪草”，蒋介石统治时期的“五五宪草”、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皆是如此。“中华民国”时期的各个政权，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一度也十分注重加强反贪制度建设。

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央反贪机构中，监察机构是平政院和肃政厅，北洋政府在1914年先后公布了《平政院编制令》《肃政厅处务规则》《纠弹法》《行政诉讼法》《诉愿法》等一系列法令法规，确保监察反贪机构的建设和职权的行使。

审计机构为1914年成立的审计院，负责审计国家的岁出、岁入和一切财政规程。惩戒机构为平政院以及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文官普通惩戒委员会、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计官惩戒委员会等。

国民政府时期，制度建设尚称完备。有各时期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国民政府监察院组织法》等组织机构法规，有多次修订的《“中华民国”刑法》和《惩治贪污条例》等刑事、行政法规，对反贪腐作出法律上的量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民国’短短的38年时间里，反贪的成效，并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制度的愈加完备而逐步加强，反而是日趋削弱的。反贪制度建设在整个‘中华民国’时期有一个‘强力建设——趋于完备——作用日渐减弱——名存实亡’的衍生过程。在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的自身发展中，也有这样一个过程，中间会稍有振作，但最终陷落。反贪制度的执行力度，也是由强变弱。”邱涛说。

种种事例说明，“中华民国”各时期的政府并不是不反贪，但是，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他们建立的反贪机制最终往往都流于形式，甚至被统治者自己破坏，有关职能部门不敢打“老虎”，只敢抓“鱼虾”。

“从民国的反贪历史可以看出，近现代社会，当一个国家处于变革时期、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其中的腐化现象，比该国在其他时期中的腐化现象，更为普遍，腐化的程度则与社会和经济的迅速现代化有关。通常，腐化现象在现代化进程的最激烈阶段，往往会最广泛地蔓延于整个官场。而一个政权的吏治清明与否，关系到政权的生死存亡，当反贪机制和举措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贪污腐败，甚至不能对贪污腐败加以有效地遏制时，必然会导致吏治的崩溃和政权的瓦解。”邱涛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