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回国遭蒋软禁背后：中共旅欧支部有责任

杨将军在欧洲的演讲,引起蒋介石的极大不满,参谋总长何应钦来电指责将军的言论“过激”,“给政府的外交制造了麻烦”。我和杨明轩认为这对杨将军回国很不利,劝他注意言辞,将军也有所意识。只是李昆他们以为“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味宣传杨将军的言论。

回国后,一别成永诀

后来,围绕回国的问题发生了争论。大多数人认为,可靠人土如孙蔚如等,无一来电提到回国之事,国内情况不明,杨将军的安全没有保障,主张暂时不要急于返国。特别是宋子文在电报中说“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的话值得怀疑,恐有阴谋。但李昆却极力主张杨将军早些回国。他认为蒋介石迫于社会舆论,一定会起用杨将军,宋子文的电报必定是蒋介石的意思。李昆是中共欧洲支部的负责人,在留学生中有一定威信,他的话很有益惑力。杨将军曾对我说李昆是代表共产党的,要尊重他。

双方争论不下,我又找杨将军单独谈。我说:“你曾主张杀蒋,他能叫你安宁吗?张学良与他有特殊关系,至今未获自由,你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但杨将军急于回国,显得不耐烦。他时而沉默不语,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时而激昂陈辞,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他说,西安捉蒋时早已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了,要紧的是国家的前途。我们与蒋斗,只是逼他抗日。他现在已经抗日了,我们若不赴沙场而安居海外,就会遭人耻笑,蒋介石也会因此诬蔑我们贪生怕死。所以我们应当回去,使任何人无话可说。杨将军痛切地说:“只要抗日,哪怕当他的马骑我都干!”

杨将军报效祖国的赤诚令人感动,但我仍为他的安全担心,进一步劝他;“问题是蒋介石容不容你。如果人家连个马骑都不给你怎么办?”将军不同意我的说法,认为我把事情看得太悲观,对西安事变估计不足。他相信宋子文,对宋的电报毫不怀疑。

我说服不了杨将军,便想去说服李昆。李昆如能改变态度,杨将军就有可能同意暂缓回国。 我找到李昆一起出去吃饭,耐心说明在杨将军回国安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不宜立即回去,希望他对国内情况做些了解后再作决定。李昆不仅不听我的建议,还以批评的口气说:“杨将军回国对党和进步力量是有利的,你是将军的晚辈,更不应惹他生气,不要阻挡他回国的主意。”

回国在即,我还想最后再劝杨将军改变主意。将军还没有起床,我便闯进他的房间。我讲得很激动,他却说:“已经决定的事情不好再改动了。”还批评我对李昆的看法不全面。我大声说:“你即使回到中国也回不到陕西。”杨明轩闻声赶来,劝我冷静,把我拉到他的房里。

1937年10月28日,杨将军和随行人员及10多位留学生一同离开巴黎去马赛。29日从马赛乘法轮“哲波利”号回国。

在船上,我一直没去杨将军的房间。一天,他派人来叫我去。看到我后,他长叹一声,说:“还生我的气吗?连你都不拥护我了,还回国干啥?”我没有说话。他又说:“你送我去美国好不好?”我一听要去美国,立刻高兴起来。但这时船已快到香港了,杨将军只好说到香港再作商量吧。

11月26日凌晨,船到香港。一靠码头,便有戴笠派来的特务蒋国光上船来“迎接”,而岸上却没有任何欢迎的人。他们把杨将军安排到九龙半岛酒店住下,其他人员则住在别处。别人去拜访杨将军,周围监视的人都要查问。当我再去酒店看望杨将军时,他神情忧郁,握着我的手竟然说不出话来。我心中难过至极,却无话可说,眼泪不由自主夺眶而出。

1938年元旦过后,听到杨将军被扣的消息,我心中愤怒难平。香港一别,竟成了我与杨将军的最后诀别。我怀着无法挽回的悔恨,从西安去了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