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回国遭蒋软禁背后：中共旅欧支部有责任

事变中,受命渭北行

西安事变爆发后,我在上海同时接到杨将军和杨明轩先生的电报,要我和李子健速回西安。 我俩即刻起程,一进潼关,就被冯钦哉的部队扣留了。幸亏下级官兵不认识我们,我俩就花钱买通看守,连夜逃脱。赶到蒲城,找到杨将军的弟弟杨茂三,要他送我们回西安。

途经富平县时,听说红军已经南下,而富平、临潼、闫良一带的地方武装实力人物,聚集在金城堡杨介石家开会,企图抗击红军。富平县的地方民团约有3000多人,零散武装也不少。他们若在坏人煽动下与红军发生冲突,就会影响张、杨二将军的大局。我和李子健商议,决定赶往金城堡去做劝说工作。

我们到了杨介石家,见客厅里已挤满了人,我二叔胡景瑷也在其中。富平西乡的头面人物严子格正在叫嚷,说红军是“蓄意犯境”,主张要打红军。张明轩等人随声附和,议论纷纷。

我们与众人见过面之后,立即解释说,现在是张、杨、红军“三位一体”的军事联盟,红军南下是支援张、杨两将军,防止中央军进犯,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不要影响杨将军的部署。

客厅里顿时平静了下来。人们面面相觑。我把二叔拉到一旁,向他说明红军实行改编后要东渡抗日,在本地并不久住,让他不要听信周公甫(民团团总)那伙人的话,而要支持红军。二叔听后,起身不辞而别。他一走,对全场影响很大。严子格见状也不做声了。会没有开成,对抗红军的喧嚣也平息了下来。

回到西安已是深夜。第二天清早,杨将军派车来接我们吃牛肉。见了面,杨将军表扬我们制止富平民团企图闹事的做法。我问杨将军,红军南下为什么不通知地方?他说,当时考虑地方及团总背地里什么事都可能干,若通知了,他们有准备,反而会造成麻烦,所以不事先告知,准备在事后派人去做解释工作。

杨将军当即说要派我去渭北各县巡视,协调红军与地方的关系,帮助红军解决一些困难问题。他命人用电话通知了各县,要我翌日就出发。当晚,随周恩来在西安的工作人员刘秉琳来找我,说周恩来副主席派他与我同去渭北工作。刘秉琳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我俩1931年就已相识。

我们到富平县找到县长刘明哉,要他配合工作。他向我们介绍了富平地方武装的情况和头面人物的态度,并说明他对这些人毫无约束力。我随即逐一登门拜访这些人,说明杨将军的意图,劝他们支持红军在渭北进行改编。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在耀县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各县做好接待红军的工作。方仲如主持大会,杨明轩、杨晓初和我都讲了话。会后我刚回到富平县,刘明哉就赶来报告,说中央军樊崧甫部快开进县城了。我立即赶回庄里,派人去给驻耀县的许权中部送信。数小时后,许部孟慎言营跑步赶到。樊崧甫派人前来交涉,说觅子镇和庄里镇是他们的防地,威逼孟营撤走,否则武力解决。我们不让步,但力量薄弱,打起来恐守不住,于是迅速派人去皇甫给红军送信。贺龙闻报,当即率红二方面军主力南下。贺龙、关向应、朱瑞、甘泗淇驻庄里,前敌总部任弼时驻雷村。对峙局面形成。蒋军派代表来谈判,要求进驻庄里。红军态度强硬,他们也就缩了回去。

红军改编的问题正在谈判。改编前,国民政府不给供应军粮,因此,解决红军的粮食问题就是最突出的问题。贺龙等红军领导人找我商量,让我出面向地方富户和粮商们“借”。我和二叔商量后,先由我家拿出存粮百石送给红军。然后登门拜访借粮对象,逐家逐户做工作。又宴请这些人,耐心说明为红军筹粮就是抗日爱国行动。经过半个月的工作,筹粮千石以上,红军改编前所需的粮食解决了。

杨将军得知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后,非常高兴,让杨明轩写信来表扬我们,要我们继续帮助红军做好地方工作。

后来,我到泾阳、三原去了解情况,准备回西安向杨将军汇报。这时传来了杨将军被蒋介石“撤职留任”的消息。我心中十分沮丧,又折回到庄里,想听听贺龙老总对时局发展的看法。贺老总建议我参加红军,召集地方爱国青年,组建起一支“富平师”,枪和干部由红军帮助解决,并指派朱瑞具体帮我。

正在我们为组建部队忙碌的时候,接杨明轩先生来信,说蒋介石逼迫杨将军出国“考察”,杨将军要我和杨明轩随他同去。贺老总看过信之后说,杨将军要你同行,说明他需要你照顾。组建部队的事可以暂且搁置,等回来后再说。贺老总还叮嘱我要去一下苏联,了解一下第三国际和苏联政府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见解,并让朱瑞给苏联友人写了一封信交我带上。并要我回国后一定再来找他。

这样,我便告别红二方面军诸位领导人,回西安做出国前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