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打虎失败不因没抓孔令侃：物资匮乏至物价崩盘

彻底崩溃

如果蒋经国真的查处了扬子公司，币制改革是不是能够成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事实上，就在蒋经国以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查封扬子公司的同时，上海的“八一九防线”已经摇摇欲坠。

10月4日，查封扬子公司两天后，蒋经国的日记记载：“自星期六（10月2日）起，市场已起波动，抢购之风益盛。”

对于抢购风的出现，蒋经国仍将其归咎于不法商人的囤积居奇。商品市场上，物价虽稳，却是有价无市、有市无货，商人们寻找一切机会藏匿商品，减少亏损。一些商人为逃货物登记，甚至宁肯多付数倍的运费，让货物留在车皮内，让火车像一个活动仓库似地在上海附近的无锡、镇江等处漫游。同时，他们还唆使一些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

真实情况远不是如此简单。

市场有其自身运行规律。以行政的铁腕手段强行控制物价虽然可以稳定一时，却带有极大的虚假性、欺骗性。物价的稳定不过是掩耳盗铃，其隐伏的巨大危机是显而易见的。

蒋经国是各地督导员中最有力的执行者，上海的物价也仅仅被冻结了四十余天。而其他各地，物价上涨、抢购风潮已经此起彼伏。即便是市面上能够维持限价，暗中的黑市交易也已经风起云涌。

因为蒋经国强硬的限价令从来没有超出过上海以外的范围，所以上海成了涨价汪洋中唯一一座限价孤岛。各地赶来上海的抢购者汹涌而至。即便上海商人不囤积货物，也无法满足抢购所需。那些老老实实遵守限价交易的商家叫苦不迭，他们的进货价在不断上涨，按照限价出售只能“赔本赚吆喝”。

生产企业更是陷入困境。上海集中了全国一半的工业生产，因为原料价格大幅上涨，工厂纷纷要求停工。但蒋经国声称倘若如此，将予没收，“彼等不得不以其生产品亏本出售。”

对金圆券币改的失败原因，在金融层面有很多分析指向币改方案的天然弊端，比如没有准备金、强兑金银外汇掠夺民财等等。其实，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治下的国民经济已经病入膏肓，根基已烂，只作用于货币层面的法币改金圆券是换汤不换药。

金圆券对国民政府的垂死病体是一剂虎狼之药。

10月4日，上海的“八一九防线”也守不住了。为了安抚商人，蒋经国允许其对烟酒调整零售价。口子一开，“防线”彻底崩溃。人们纷纷开始抢购所有可以抢购的东西。粮食、棉花、药品甚至棺材，所有能够交易的商品全部从市场上消失。

国民党政府以高压手段维持的限价政策，终在无情的经济规律作用下宣告失败。10月31日，国民党政府通过《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实际放弃了限价政策，彻底放飞了物价。被压抑多日的市场价格立即强力反弹，平均上涨20多倍，米价暴涨近百倍，从每石20元直涨至2000元。

11月1日，蒋经国发表《告上海市民书》，承认“在70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至此，轰轰烈烈的蒋经国上海打虎偃旗息鼓，灰溜溜地收场了。

十天后，蒋介石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的发行数额另以命令定之，即承认原定二十亿元的发行限额无法维持，从而为通货膨胀的更趋恶性化打开了闸门。金圆券一举贬值80%，币制改革实际宣告失败。金圆券“信用日益低落，各地纷纷自动以银元、外币、黄金乃至实物等计值交换或流通，若干地区已视金圆券为废纸”。

此后，金圆券发行数量便如脱缰之马，贬值速度犹如自由落体般垂直向下，创下世界货币史的奇观。币改后不过9个月的时间，至1949年5月，金圆券共计发行82万亿多元，为其最初发行限额的4万多倍。与此相对应的是物价狂涨，1949年5月，上海物价指数为币改之初的500多万倍，9个月的上涨幅度接近于前12年的总和。当月米价1石3亿元，黄金1两兑50亿元，美金1元兑8000万元。

金圆券改革之初，蒋经国曾感叹“中国的百姓，真是善良”。但是，这份“善良”给民众留下的却是无比惨痛的记忆，不过是短短的七八十天，升斗小民以其辛苦和血汗积攒的金银外汇，化为了几张转瞬即成废纸的金圆券。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币改之初将其个人存有的800美元兑换为金圆券，在币改失败后他说：“无人敢信任政府矣……奉公守法之人处处吃亏，而横行无忌的人逍遥法外，如扬子公司孔令侃即其例。此所谓率天下之人而尽归于偷盗也。如此政府安得不失败哉！”民主人士储安平对当政者的炮轰可谓时论之代表：“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污烂污烂，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金圆券让国民党政府人心尽失，加速了其垮台。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随即宣告停止金圆券流通。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7月3日，广州国民政府停发金圆券，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

国民党在币改中也有收获，那是用金圆券掠夺的民脂民膏：全国共收兑黄金165万两，白银904万两，银元2355万元，美元4797万元，港币8747万元，折合美金总数约14214万元。这笔巨额的硬通货财富，过后被国民党悉数带往台湾，成为其在台湾稳定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