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中共曾尝试有偿征购地主土地为何最终没施行？

五、政府发行土地公债，交付地主地价，分十年还本。公债基金，由获得土地的农民付出一部分，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拨出一部分。农民应付之地价，分十年付清，特别贫苦之农民可分为二十年付清。

六、土地改革后地主所保留的土地及财权、人权均受政府法律保障，不得侵犯。

上述方案，最基本的精神是两个方面：一是有代价地征购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土地改革显得合理合法；二是在土改过程中适当照顾地主利益，使他们的生活得到基本的保障。中共中央认为，实行这样的土地政策，既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同时又能给地主以较多的利益，可以使土地问题的解决更加顺利，同时还可缓和地主的敌对态度，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人士的支持或者不反对，从而巩固反对内战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提出上述方案后，一方面向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征求意见，一方面致电正在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董必武，要求他们对中国民主同盟的有关人士说明这种土地政策的主要精神，并表示“我们很愿意和他们共同研究这一有关一万万几千万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欢迎他们提供意见，必要时可以与他们开座谈会来研究这个问题”。由此也可看出，中共中央在制定这一政策的过程中，非常重视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中间势力的反应和评价。

陕甘宁边区的试点

中共中央提出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设想，主要是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即在满足解放区农民土地要求的前提下，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能够得到全国各阶层民众，特别是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中间派的理解和接受，从而取得合理合法的地位。此外，由于当时国共合作没有完全破裂，争取和平民主的机会尚存，中共中央还设想如果能够国共合作，和平建国，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政策能够为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村地区解决土地问题提供一种具有可行性的方案，从而在各党派联合执政的情况下，也能顺利地解决全国的土地问题。

因此，能不能满足解放区农民的土地要求，会不会影响和妨碍解放区正在进行中的土地改革，是中共中央将这一设想付诸实施的关键。但是，当中共中央将这一设想向各解放区征求意见时，大多数解放区反应并不积极，有些地区要求暂缓公布，有些地区则认为没有实施这种政策的必要。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并没有迅速将这种设想形成为正式的政策，而只在陕甘宁边区的少数地方进行了试点。

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设想能够在陕甘宁边区进行试点，和这一地区的地主在抗战时期与中共建立了一种良好的合作关系分不开。抗战时期，这一地区的开明士绅李鼎铭等人与中共的良好合作，众所周知。延安地主张永泰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人的亲密交往，在当时亦被传为佳话。1946年中秋节，张永泰带着孙子，担着两筐葡萄和桃子拜访毛泽东，受到热情接待；后来，他带着自酿的葡萄酒给朱德祝贺六十寿诞，又受到毛泽东、朱德的亲切接见，被留下吃饭看戏。这种良好的合作关系，使得中共在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土地问题时，必须采取更加慎重的态度。这成为在陕甘宁边区开展有偿征购地主土地试点的重要推动因素。

1946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一致通过了试行土地公债的决议。12月1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总则规定：“在未经土地改革区域，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地主超过应留数量之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之农民，以达到耕者有其田之目的。”对于征购土地的分配方法，条例规定按征购原价的半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承购。地价分十年付清，家境贫苦无力缴付者，经批准可予以免付。此外，对于地价的评定、地价超额递减的计算方法，以及土地公债的来源、还本付息的办法，条例也作了非常具体的规定。这就为陕甘宁边区开展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试点提供了明确的依据和统一的指导。

《陕甘宁边区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公布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组织了三个工作团分赴绥德、庆阳、米脂进行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试点。对于试点的情况，当时的《人民日报》大都进行了及时的报道。

1947年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陕甘宁征购土地法——绥德新店区试办成功》的报道，对于绥德的试点给予肯定。报道称：“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地主超额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办法，已在绥德新店区试办成功。”1月3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陕甘宁庆阳县王家村取得试办土地公债经验》的报道，对于庆阳县的试点也给予了肯定。报道称：“陕甘宁边区试办土地公债，已在庆阳县高迎区王家村试验中获得成功。”王家村是一个乡，一共征购了1900余亩地主土地，每亩地价为该地一年至一年半之收获量。在此之前，该乡尚有无地或少地农民457人，通过征购地主土地，这些农民每人得地五六亩，“该乡百分之九十九的土地，已为农民所有”。地主也每人保留了至少九亩土地。其结果，“确实达到了发动广大群众，使所有无地农民得到了土地，不损害富农、中农基本利益与照顾了地主，加强了群众组织与健全了村乡政权”。